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财务风险影响因素探析

本文选定656家2011-2013年持续经营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高管激励这三大方面探讨公司治理结构对财务风险性的影响。实证结论显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其中,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薪酬与财务风险均负相关,而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高管持股比例与财务风险不存在显著关系。     

国企民营化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民营化样本实践的检验

对国企民营化改革效果的期望中,理性的受让方势必要求企业的高管薪酬契约更加有效,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本文以2003-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国企民营化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影响。国企民营化显著提高了高管的薪酬,但降低了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按照民营化程度分组,在高管变更与民营化后不存在国有股权的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依据国企民营化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分析,在国企民营化后的股权制衡低与不存在机构投资者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研究表明,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并非民营化简单地一改就灵,不同的公司治理、企业规模、民营化的程度等,都对其有影响。所以,国企民化改革需要把握好节奏和程度,要重视适度保留和发挥国有股权成分的治理作用。另外,研究结论的拓展反思,对国有企业现行的高管薪酬制度的管理与改革有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是否影响企业绩效

本文从高管薪酬的角度,在分析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统一框架下,基于产权的性质,收集了2006年~2016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并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的作用比民营企业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大量利用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贸企业可持续增长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对可持续性增长实现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1)董事会特征方面: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实现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议次数则无显著影响;(2)高管薪酬方面:高管报酬与高管持股比例都会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实现有积极作用。     

监督型基金与高管薪酬水平的相关性 ——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监督型基金持有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按照上市公司在基金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重要程度来区分基金投资者的监督水平,本文认为只有监督型基金会从监督中获得超过成本的收益,更积极地对公司实行监督,对高管薪酬产生更大影响,帮助公司减轻代理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监督型基金持股增加能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同时,通过分组样本回归结果,当公司为国有企业、 市场化程度低、 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现象时,监督型基金持有与高管薪酬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

高管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中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分析了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以201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并就这些因素与高管薪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绩效、企业规模、股权集中度、高管学历、地区和行业因素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而董事会规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     

家族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内部权力的集中性,使得家族企业高管薪酬的分配更容易有失公平。本文针对家族企业特性,研究了家族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并构建回归模型,得出家族企业所有权集中度和控制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存在负相关关系,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有提高作用,金字塔持股方式会放大加强家族控制权的结论。     

公司治理对高管人员非正常变更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8~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发生高管人员非正常变更为研究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对高管人员非正常变更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发现流通股比例、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高管人员非正常变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而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以及监事会规模与高管人员非正常变更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的结论。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股权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对员工的激励效果、从而对企业TFP提升的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规模的企业中,不同员工(高管与高管、高管与员工)之间,不同的薪酬差异程度下,表现不尽相同。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高管之间薪酬差距、高管与员工间薪酬绝对差距与企业TFP显著正相关,但高管与员工间薪酬的相对差距与TFP显著负相关,并存在"倒U型"关系;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TFP,而且在非国有、低内部薪酬差距以及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中股权激励的效应更好;相比限制性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工具对TFP的促进更为明显。因此,针对企业产权性质、规模的不同,企业内部高管间分工的不同(价值创造贡献不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应做不同的管理:国有企业凸显公平、私有企业追求效率,二者都要体现出核心高管的能力和价值。     

市场化进程、企业特征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就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的敏感性降低,与市场业绩的敏感性增加,这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改变了高管薪酬契约中不同业绩指标所占比重的大小;同时,区分不同性质和行业的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保护性行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小于竞争性行业,这表明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背景对不同性质和行业的企业高管激励契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股权集中度、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分析——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构建了股权集中度和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分析的研究框架,通过对2012-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政治关联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影响,对非政治关联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低,股权集中程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越有效.这不仅丰富了影响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因素研究,一定程度上也为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指导.     

高管激励方式与国有混企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利用2012-2017年327家国有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国有混企经营绩效会随着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提高而提高,国有混企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会介于单一薪酬激励和单一股权激励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之间。     

股权性质、高管持股与高管变更的市场反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从高管变更的视角出发,选取2007年~2012年上证A股和深圳主板A股发生董事长和总经理离职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检验市场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高管变更、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发生高管变更以及高管持有股份的情况下发生变更的反应。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高管发生非正常变更会被市场解读为好消息,但是并不显著;国有上市公司发生高管变更会被解读为利好消息;董事长或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发生高管变更会给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高管特征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

高管特征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因股权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以汽车制造业11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高管特征对不同性质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高管的学历、任期、薪酬、兼职程度与国有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均相关,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国有上市公司来说,高管年龄与其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但非国有上市公司这一影响并不显著;高管性别对国有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     

盈余管理是高管减持的前奏吗

运用2009-2012年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高管减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中确实存在以配合高管减持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减持事件加大了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的概率;高管减持幅度越大,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也越强;进一步区分高管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情况后发现,两职合一的上市公司较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的程度更强。     

广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研究

通过广西18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无显著相关,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国有控股比例对高管薪酬无影响,近年来高管薪酬也没有显著改善。建议提高广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完善薪酬结构,加大股权激励力度,逐步降低国有持股比例。     

高管股权激励、内部控制质量与外部审计费用

为了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股东会对高管制定薪酬激励方案来缓解二者的利益冲突。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中对高管采取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外部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高管的高股权激励会显著增加外部审计费用,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股权激励诱发了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其舞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大,从而增加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高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与其外部审计费用呈负相关关系;高质量外部审计能够发挥其监督和治理作用,弱化高管股权激励对外部审计费用的正效应。     

高管激励体系将如何影响公司绩效的实证检验

随着面向市场化、商业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公司面临着严峻的企业代理问题,如何有效的激励和监督高管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立足于中国实情,选取了381家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时间跨度为2002年至2012年,主要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由高管现金薪酬、高管持股比例、股权激励措施组成的高管激励体系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发现国有股份比例越高,独董工作地点与公司所在地一致以及董事长与CEO为同一人时,公司业绩会受到负面影响;而相反的,高管激励体系中的各个因素都对公司业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我们研究了以公司规模、国有股份等因素对激励体系的激励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文章指出,公司规模越大会使得所有激励措施的激励效应变得更弱,而国有股份比例的提高,将增强现金薪酬的激励效应。     

高管激励体系将如何影响公司绩效的实证检验

随着面向市场化、商业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公司面临着严峻的企业代理问题,如何有效的激励和监督高管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立足于中国实情,选取了381家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时间跨度为2002年至2012年,主要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由高管现金薪酬、高管持股比例、股权激励措施组成的高管激励体系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发现国有股份比例越高,独董工作地点与公司所在地一致以及董事长与CEO为同一人时,公司业绩会受到负面影响;而相反的,高管激励体系中的各个因素都对公司业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我们研究了以公司规模、国有股份等因素对激励体系的激励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文章指出,公司规模越大会使得所有激励措施的激励效应变得更弱,而国有股份比例的提高,将增强现金薪酬的激励效应。     

经理自主权、政治成本与R&D投入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经理自主权和政治成本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经理自主权总体上对企业R&D投入强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为特征的职位权和以营运资金或自由现金流为特征的运作权均与R&D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但以高管薪酬差异为特征的薪酬权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不明显。政治成本对R&D投入的影响复杂,其中,公司性质和行业垄断性的影响明显,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的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明显更高,垄断行业的R&D投入强度却显著更低;企业规模与R&D强度之间总体上呈显著的U型关系,但这一关系明显受到企业性质的影响,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的企业里这种U型关系首先削弱,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R&D强度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小。另外,R&D强度还与总经理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以及是否为高科技行业等因素显著正相关,而与股权集中度、经理变更、资产收益率、年份的关系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