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二元边际如何影响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

随着我国跨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ODI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ODI二元边际视角,利用我国2009-2015年A股上市的172家样本企业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研究ODI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的差异化影响,发现ODI扩展边际能明显促进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密集度提升,并且促进作用持续增强;ODI集约边际对跨国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效果呈现出不稳定性,不同投资动机、不同投资国别与不同进入模式下ODI集约边际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效果具有差异性.进一步检验ODI二元边际对跨国企业出口的影响机理,发现ODI扩展边际主要通过“固定成本效应”影响跨国企业出口,而ODI集约边际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影响跨国企业出口.     

政府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边际

本文在考虑以环境成本和贪腐成本为代表的非期望产出情况下,核算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结合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出口市场和出口价格4个维度研究了政府治理对中国企业出口边际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虽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却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带动更多体现在"量"而非"质"上;这一结论在考虑企业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后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化特征;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纳入政企间的交互影响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研究:“扩展边际”抑或“集约边际”

本文采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统计库的合并数据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出口的扩展边际和出口的集约边际,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系数标准化发现,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分样本检验中,发现中间品进口来源国、贸易方式以及所有制类型会对促进作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中国出口贸易扩展主要源于集约边际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也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与转型提拱了参考依据。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OECD编制的TFIs指数,从出口企业-目的地层面分析了出口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显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额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企业的出口增长是通过缩小出口产品种类数(扩展边际)、扩大产品平均出口额(集约边际)实现的。拓展分析表明:随着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小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会更多地缩小出口产品种类;低收入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消极影响更大。据此,企业应专业化、规模化地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断提升自身生产率,积极应对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研究发现:(1)进口竞争显著提高了多产品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强;(2)区分贸易类型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一般贸易,进口竞争对加工贸易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加显著;(3)分行业回归的结果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口竞争对出口边际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使用系统GMM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发现进口竞争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在理论分析和基本事实描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等9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一国出口企业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扩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出口企业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而出口企业扩展边际对产业结构变动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积极推动现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有利于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维持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国服务贸易限制政策是否阻碍了中国企业出口规模扩张?

根据经合组织统计的各国服务贸易限制政策条款,先对具体政策条款赋值,接下来加权得到衡量服务贸易限制的STRI指标,最终检验目的 国服务贸易限制对中国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引力模型的其他变量以及企业-产品层面的特征变量后,目的 国服务贸易限制政策显著阻碍了中国企业出口规模扩张,且阻碍作用对一般贸易企业、大中型企业更明显.对影响机制而言,服务贸易限制政策造成的固定成本阻碍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引起的可变成本阻碍了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其中,对集约边际的阻碍作用更大;进一步对集约边际分解发现,目的 国服务贸易限制政策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数量,但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价格.另外,拓展研究发现,目的 国数字化服务贸易开放能够缓解服务贸易限制政策对企业出口的阻碍作用.     

扩大内需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将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外生政策冲击,兼顾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视角,较为全面细致地考察了扩大内需引致的内循环能否有效驱动外循环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带来的内需冲击,不但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企业出口概率,还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显著扩张;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生产率效应、外资进入效应和信息化效应促进了企业出口;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企业出口效应存在企业规模、城市级别和行业异质性;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驱动企业出口。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促进了创新吗？

本文聚焦出口产品质量如何影响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会由于强化出口的积极效应、弱化出口的消极效应，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区分所有制后发现，相较于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大；区分出口贸易方式后发现，混合贸易出口企业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要比一般贸易出口企业小；区分出口目的地后发现，相较于OECD等国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比只强调出口数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意义更大。     

技术创新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微观企业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首先把企业层面的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其次,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大,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小;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扩展边际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大,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小。最后,本文提出了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出口增长的政策建议。     

出口退税如何影响异质性产品的出口——来自企业、产品和目的国三维数据的证据

本文将出口退税引入产品异质性理论分析出口退税对异质性产品出口的影响,并采用2002-2006年企业、产品和目的国三个维度的出口数据,从中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个角度检验该影响机制。实证检验发现,面对出口产品退税率的提高,企业通过降低出口价格达到出口数量的增长;同时,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出口某产品的目的国数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出口退税对企业核心产品的价格和出口国数目有显著影响,而对边缘产品影响不显著。核心产品的需求相对缺乏弹性,因此出口退税对核心产品的数量影响较小。基于不同生产率、样本和退税率度量方法,以上结论均较为稳健。     

技术创新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微观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把企业层面的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其次,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大,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小;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扩展边际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大,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小。最后,本文提出了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出口增长的政策建议。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基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视角

廉价劳动力一直都是中国加工贸易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但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中国加工贸易加快转型。本文利用2002~2013年HS 6位编码微观贸易数据,并借鉴Amurgo-Pacheco和Pierola(2008)的分解方法,计算中国对17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通过Tobit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进出口国市场规模、贸易成本、劳动生产率、多边阻力及外部冲击等因素对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计算其边际效应,同时采用PPML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后,将二元边际按不同技术水平产品细分做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主要影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对扩展边际虽有影响但其程度甚小,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一,中高技术出口产品二元边际受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低于中低技术出口产品。因此,中国发展加工贸易与实现转型升级的重点政策着力方向是从集约边际转向质量价格边际,增加产品技术内涵,同时着力加强扩展边际。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广东产业集群出口溢出的证据

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检验了集群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集群内外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集群内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生产率悖论"的存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该悖论的原因来自于产业集群引发的出口溢出效应,其中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对集群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均有改善作用;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则只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     

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如何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

本文基于1996～2016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HS96-6位数编码下文化贸易产品的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和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变量,实证分析发现集约边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提升在短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长期内的扩展边际才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核心文化产品类型的样本中,二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差异仍显著存在.产品价格、关税、出口目的国的文化差异等均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二元边际通过直接效应及出口质量产生的间接效应来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且出口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还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基于此,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二元边际,进而发挥其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增长的促进效应,对文化贸易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和工业企业的合并数据,通过构建企业运营资本投资敏感性指标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进入边际以及扩展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不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扩展边际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极大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制约效应;第二,从不同出口方式来看,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进入形成一定的抑制效应。在扩展边际方面,融资约束对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高端出口能力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而对一般贸易的出口能力影响不显著。此外,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补贴并未对出口决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并未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抑制效应。因此,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进程,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适时调整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规模与方向,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以出口加工区成立之初设定的"主导产业"扶持政策为外生冲击设计"准自然实验",考察了行业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并对影响的内在机制和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总出口存在积极影响;从国家层面看,产业政策提升了企业出口到已有市场的平均规模(集约边际),对开拓出口新市场的影响不显著(广延边际);从产品层面看,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出口新产品的种类(广延边际),没有显著提高在已有产品上的平均出口规模(集约边际);企业出口成本下降和新产品进入成本降低分别是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和带来产品层面出口广延边际增多的重要原因;对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遵循比较优势是产业政策发挥效果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