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母国文化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选择Logit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孔子学院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降低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第三,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孔子学院还通过影响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7—2015年"一带一路"44个国家税收数据为样本,编制国家税收竞争力综合指数,测度"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水平,并基于GMM模型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发展中经济体税收竞争力两极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税收竞争力水平较高;(2)"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税收负担竞争力和税收管理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贡献最大;(3)由于税收竞争力差异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一带一路"市场规模较小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4)经贸合作区的设立可以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中国OFDI东道国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了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相关43个东道国的12项指标变量与中国对其OFDI水平的相关关系。12项指标共抽取了三项共同因子,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显示:因子一主要反映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因子二主要反映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即国民的生活水平(或购买力);因子三主要反映东道国整体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联系以及人口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关系非常密切,共同组成因子一的主要部分。但是,因子一得分排名与因子二、三得分排名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推断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东道国国民生活水平、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聚类分析结果也进一步显示,中国香港、印度、日本和美国与其他国家属于不同的类别。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推动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和对外贸易促进相结合,继续促进中国OFDI的多元发展,加强对技术先进的经济大国的OFDI,同时结合国家外交和援外政策,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外投资与对内投资:替代还是互补

作为资本净输出国,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对外投资带动国内投资水平与产业发展是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使用2004—2013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在企业层面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对内投资发展。实证结果显示:(1)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对内投资水平的提高,但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不再对企业的对内投资产生影响;(2)水平类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垂直类投资与生产服务类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3)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模以及提升企业出口额的方式实现;同时,投资目的国在具有税收水平低、融资便利、技术发达与政治清廉的特性时,对外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实证结果对如何创新投资方式、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均具有重要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投资地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保持一定规模的同时，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经营范围相互渗透并形成多元化格局，主体结构逐渐转向多元化，技术密集项目的投资有所增加。对不同投资地区的贸易效应检验可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促进出口贸易量增加，带动国内相关产品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占主要地位。国家应深入实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税费、公共财政支出方面的经济鼓励政策，建立专门机构服务海外投资企业。企业也应明确目标，采取相应的战略，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采取更加灵活的对外直接投资竞争策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母国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流量数据,建立多元时间序列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母国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内向国际化与货币化扩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人均G D P的年度增加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增加值具有正向影响;"走出去"制度体系在效应发生点对当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值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最后得出相关结论与启示。     

“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运用均值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50个亚欧非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非常显著,欧洲发达国家普遍高于亚洲和非洲国家,中亚、南亚、东欧和非洲是投资便利化亟待改善的重点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双边投资协定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税负水平、距离成本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商业投资环境对促进投资增长贡献最大,东南亚为投资潜力最大的地区,投资便利化的改善对亚洲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投资增长的空间更大。     

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从规模、区域和行业三方面对我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是相关的,但对外直接投资对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贸易投资一体化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互补"和"替代"两种区域特征;当前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行业相关程度不高。总体而言,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尚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9-201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研究样本,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资源基础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制度理论,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员工受教育程度、企业运营成本、行业内竞争程度、市场占有率对其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国家所有权水平对其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同时本文还揭示了现实中出现的与传统理论不符的现象,如投资到发达国家反而会使母国企业生产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越高其生产率也越高等现象,本文结合实际针对这些现象给出了合理解释,并对如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分别向企业和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     

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究了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且这一负面的影响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在考虑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后,发现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还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产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加快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以及企业进一步增强自身防范与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金融机构支持“走出去”战略的经验比较及启示——就美日中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谈

任何国家在走向海外市场进行投资时,政策性的金融扶持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对美国、日本和中国三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持海外投资方面的政策措施体系进行分析对比,旨在对我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为中国建立"走出去"战略过程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分析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日益增大。本文搜集了国内规模较大的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包括IT产业在内的多个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较大的产业数据,使用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案例分析和最小二乘法(OLS)等研究方法,从企业层面探究了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绩效,得出"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水平不佳"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佳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当前OFDI的现状及经济效应分析

我国自从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在这一战略和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国内企业纷纷"走出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本文首先介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指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合理之处及调整方向.接下来分析我国目前对外直榭乏资的经济效应,从而认清我国对外投资应该怎样开展才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稳固。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提高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比重,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当前发展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在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是各国关注的热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发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也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当年实现"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中国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受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也愈加显著,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影响OFDI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9—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从投资决策和投资强度两个方面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主要促进了中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投资概率和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两条渠道促进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低外部融资依赖度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基于投资动机的研究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地区)开展商贸服务型及研究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当地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肯定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对促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及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演进、成绩和前景展望

一、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与服务体系的历史演进和模式特征(一)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与服务体系的历史演进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与服务体系指的是各级政府部门为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和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业务而设立的相关机构、制定的相关政策法律及采取的各种促进方式与手段等的集合体。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子体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