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如何走出“低端锁定”——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构建指标遴选出位居"低端锁定"的12个行业,以此为基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提出的假设。计量检验表明,FDI利润额、研发强度与市场需求的交互项对低端锁定的影响显著,结合突破低端锁定的潜力分析提出:(1)强调政策的公平性,政策制定不能因行业间的要素密集度而有所倾斜;(2)注重研发支出,以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作为突破"低端锁定"的内在动力;(3)重视需求侧管理,将市场需求的扩大作为破解"低端锁定"的外在推进剂。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成因及其突破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内分工越来越细,并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形式。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不同程序被分配到不同的国家,而每个国家则根据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以期望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后,获得了一些价值链利润,但由于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跨国公司有意进行技术封锁等原因,使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本文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的原因后提出了相应的突破策略。     

我国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分析

我国产业集群作为全球价值链条"片断化"的一个从属部分,正以不同方式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给我国产业集群带来了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产业集群带来了很多风险,本文对这些风险进行了分析,这些风险包括:路径依赖风险、价值贫困化风险、战略边缘化风险、恶性化竞争风险、产业空洞化风险。     

区域低端制造业模式的“锁定”风险与突破路径

本文探讨了我国低端制造业作为我国切入国际生产体系的路径,目前存在着被"锁定",并继续恶化的风险。突破低端制造业的根本出路是使低端生产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这种攀升要靠发展本地化经济和有效的产业政策激励。     

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本文采用匹配的研究方法,发现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显著为正;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并购资本来源地、不同区域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均高度稳健;我们还发现外资并购更利于资本密集型及中西部企业的工资提升,工业化国家的并购资本有更大的工资效应。     

公共部门对私营部门就业的挤出效应分析——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通过使用1999-2012年中国地级市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本文就公共部门对私营部门就业间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以及潜在机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这种就业挤出效应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是真实存在的,全国层面上静态挤出效应介于-0.03～-0.035之间,动态分析则显示这种挤出效应的大小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发展特征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连;(2)导致这种就业挤出效应的潜在机理,在于公共部门中劳动者就业弹性相对较低,而私营部门中的就业弹性相对较高,劳动力供给变化时通常是就业弹性较低部门挤出就业弹性较高部门的就业;(3)挤出效应既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市场繁荣时市场发展程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萧条时社会就业的稳定性,应结合两部门的不同属性和所处的经济环境辩证看待.适度挤出效应的存在对完善市场和稳定社会就业具有益处,我们既要积极加快公共部门就业改革,促进市场化程度深入发展,又要避免过犹不及所可能导致的经济波动使社会就业秩序出现紊乱.     

出口产品质量分化与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在对外贸易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中国出口企业间的产品质量却日益分化.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结合相关分解方法验证了出口产品内的质量分化趋势.在此基础上,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出口产品质量分化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产品内的质量分化整体上加剧了中国的工资不平等.影响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出口产品质量分化一方面通过技能溢价机制扩大了高低技能群体间的工资差距,另一方面可能通过利润分享机制扩大了残差工资不平等、企业间工资不平等以及高技能群体内的工资差距.因此,依托对外贸易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本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提高低技能群体的技术水平,这将有利于中国培育高质量产品领域内的竞争优势并缩小国内的工资不平等.     

人才引进能否破局价值链低端锁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附加值的研究

文章以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出台构造准自然实验,探讨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中间品配置渠道,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异质性分析表明：(1)在东部地区和营商环境优化的地区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效果更明显;(2)人才引进政策无法提升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3)人才引进政策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将产生“虹吸效应”,加速人才向政策实施地流入,对周边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抑制影响。     

资本、技术、工资投入要素对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飞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失业量上升的巨大压力,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影响就业量的因素很多,既有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也有可量化的因素和不可量化的因素。资本、技术、工资、劳动力均是决定产出的投入要素,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目标之一,研究相关投入要素对于就业量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运用1995~2010年的数据,分析资本、技术、工资三个投入要素对就业量的影响,并建立长短期模型,寻求影响我国就业效应的深层次原因。     

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工资效应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将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区分为同一城市内部的流动和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分别从理论上讨论了两种情况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对相关的理论假设作了实证检验.在控制住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更换就业城市的次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在本地更换工作单位的次数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在本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工资效应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将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区分为同一城市内部的流动和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分别从理论上讨论了两种情况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对相关的理论假设作了实证检验。在控制住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更换就业城市的次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在本地更换工作单位的次数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在本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71个制造业的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产成品进口关税和有效保护率的下降显著地降低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另外,外资开放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均衡有着不利影响,而出口导向程度的增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收入分配效应。采用不同的工资不平等度量指标并不会对基本结论产生影响。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机制在于其提高了企业生存门槛,降低了行业内生产率差异,进而反映为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减小。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浪潮下,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关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数据,借助“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与创新效率,以及降低中间品进口价格与出口信息成本来实现;拓展性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还会促进企业出口规模增加与出口市场拓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存在明显的后发优势,后批“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前批更强。本文的研究为“信息化”与“走出去”两大发展战略能否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出口企业存在跟随学习效应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新—新经济地理的前沿领域,本文在出口企业的异质性进入成本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先驱者—跟随者"模式,提出了基于异质性理论的企业生产率跟随者优势假说。运用Blinder-Oaxaca的因素分解模式研究出口跟随者相比先驱者的生产率优势程度,发现先驱者的经验值或存活率越高,出口企业的跟随优势越明显;跟随者生产率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显著,在欧美地区优势大于其他各目标区域,在亚洲目标区域跟随者生产率优势并不明显;先驱者企业更容易通过俘获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对不够完善的监管部门来降低进入成本,故在成熟完善的发达国家市场中跟随者优势不及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跟随者优势显著。政策意义在于政府应鼓励出口企业的先驱者开拓新型市场,给予政策补贴以弥补先驱者的前期探索性开拓成本,这将对整个中国制造企业产生正面的生产率贡献。     

财政扩张对服务业规模报酬的“挤出”效应

财政扩张的利弊,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讨论热点.现有的国内研究往往聚焦于对投资与消费等内生变量的讨论,而忽视了财政扩张对宏观模型外生参数——规模报酬参数的政策效应.同时,中国式财政政策很可能具有独特的传导路径——金融与保险、房地产及批发零售业等支柱型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为此,本文使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对主要服务业的规模报酬参数进行测度.结果发现,金融与保险、房地产、批发零售业出现了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减现象,即规模不经济;而其他服务业则明显处于规模经济的状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财政扩张与金融与保险、房地产、批发零售业乃至所有服务业的规模报酬递减,均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财政扩张对服务业规模报酬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中国式财政政策与众不同,故而,从规模报酬及产业经济的维度审视中国式财政扩张的传导机制很有必要,可为今后的宏观调控提供崭新的分析思路与经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