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人力资源与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基于中国跨国企业2002—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制度距离、人力资源对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母国与东道国非正式制度距离与中国无经验投资者选择新建投资模式之间呈倒U型关系,随着正式制度距离的增加,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选择新建投资的概率增大;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人力资源距离越远,有经验投资者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此外,富有经验的投资者可以跨越非正式制度距离产生的隔阂,从而提高企业的对外投资绩效。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阿基米德杠杆”:贸易、合作与援助

如何利用贸易、合作与援助的先行优势,推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当下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本文考察了先行贸易、对外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ODI区位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合作对企业ODI的引导作用最强,贸易次之,援助最弱;引入制度距离分组,贸易与合作对企业ODI的促进作用在两组样本下基本接近,而援助则只有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才显著;对不同类型援助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提供资金与提供技术都能够为ODI带来正的影响,但前者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肯定了贸易、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促进作用。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制度距离、强效制度环境与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基于2001至2012年中国88个跨国企业325个对外投资样本,利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除了研究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建立方式和股权比例安排的影响机理外,同时考察了强效制度环境对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建立方式和股权比例安排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就对外投资建立方式而言,高正式制度距离与中国跨国企业选择新建投资模式的概率正相关,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其选择何种建立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非正式制度距离存在的情况下,东道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建立方式有显著影响。就对外投资股权比例安排的影响因素而言,正式制度距离越远,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选择合资方式的概率越大,且二者的相关性显著,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其影响则不显著。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

本文系统探讨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对外工程承包可能通过弥补所有权优势的短板、降低市场进入的所有权优势门槛和节约市场搜索成本的“推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通过放大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和制度的“拉力”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据此，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直接投资。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分析之后仍然成立。扩展性分析发现，对外工程承包的“推力”推动了中国企业跨越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门槛、清除东道国制度障碍、打破企业所有制局限，并弥补了企业国际化经验的不足，从而验证了理论机制分析的对外工程承包联动企业“走出去”的“推力”机制。另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放大了东道国劳动力市场、营商环境和制度质量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拉力”,同时对外工程承包引致市场寻求型而不是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从而驳斥了外界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本文深入探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为各界理解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理论和...     

制度双元情境下的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12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国泰安(CSMAR)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选取沪深两市126家进行对外投资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国跨国企业在制度双元情境下如何通过进入模式选择来响应母公司和东道国的"双重"制度压力。研究结果显示:国有跨国企业可以通过重复使用合资型进入模式缓解因国有性质造成的企业内部制度压力,并且同时克服因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导致的外部制度压力,进而获得内外部合法性。     

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记录和地区方言多样性数据集,以方言多样性作为中国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衡量方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且该关系在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成立;方言多样性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本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适度范围内,方言多样性作为地区文化包容性与开放程度的重要体现,对吸引外资进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过度的方言多样性则会加大心理距离,阻碍人力资源积累和外资进入;完善的法律制度会放大方言多样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为理解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