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我国出口增长的制度解释:理论与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两个重要制度特征,本文研究了它们对我国出口增长的促进机制。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留存税收比例越高,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会导致地方企业选择出口;地方政府竞争激烈程度提高也有相同效应。这两者从转型经济特有的制度层面共同解释了我国出口整体高速扩张的制度背景。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结果也验证了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各省份出口的增长,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选择不同控制变量、采取差分GMM和混合回归估计等情况下保持稳健。     

中国出口企业凭什么拥有了较高的生产率?——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已有的研究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拥有高生产率的原因归结为显著的"出口中学效应".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情况则更有可能是在提供了清晰产权激励后,通过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而获得较高的生产率.不仅如此,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还受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提出了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江苏省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结论显示产权制度安排、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和专业化分工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出口中学效应"中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集聚、产品差异性和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基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经验研究

标准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的测算方法忽略了集聚效应和产品差异性,这将造成因补偿进入国外市场沉淀成本而导致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的测算产生偏差。选取2004—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Probit回归证实了这一观点,并得出结论:同质性产品市场对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影响显著为正;除集体控股和外商控股以外的其他企业,农村集聚效应对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影响显著为负,且此负影响小于同质性产品市场对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的正影响。     

踏脚石策略与中国企业出口增长

本文以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为切入点,利用2000-2012年中国企业对5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以及企业个体特征变量,使用带有随机效应的Probit估计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研究了踏脚石策略对企业市场进入、出口增长以及市场退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会从现有的出口市场中学习,并将它们作为进入新市场的踏脚石;对特定市场而言,新出口企业在第三年的出口增长快于同期在位出口企业,同时,前者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也更高;(2)目的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近的地理位置以及较低的进口关税,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该市场,而且能够促进已进入企业的出口增长,同时降低企业退出该市场的可能性;(3)外部踏脚石效应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仅市场踏脚石能够促进企业在特定市场的出口增长。     

开发区政策有利于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

本文探讨了国家级开发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对城市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基于Melitz (2003)模型,将企业出口固定成本内生化,得出集聚经济有利于降低出口固定成本,提高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概率的结论。同时利用2000—2014年204个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政策导向型的开发区集聚经济是否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市的经济变量、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后,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能够使城市每年出口企业数量的增长率显著增加15. 7%;进一步考察这种政策效果的时效性,发现国家级开发区在促进企业出口参与上的政策效力随时间呈倒U型趋势,并在实施后的第3年达到最大,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出口参与的推动作用至少持续3至4年;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法的变换处理组检验结果证明开发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参与,且这种因果关系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步骤下均保持稳健。     

人口集聚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人口集聚纳入扩展的M-O模型中,论证了人口集聚视角下出口企业加成率动态变化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集聚会导致出口企业加成率下降。(2)分子样本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从事一般贸易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更大。(3)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人口集聚会通过"集聚经济效应"和"出口拥堵效应"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当"出口拥堵效应"大于"集聚经济效应"会产生负向加成率效应。(4)在城市—行业层面,人口集聚存在显著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主要通过"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降低行业加成率,其中负向"企业内效应"和"进入效应"是导致出口市场拥堵和出口企业绩效恶化的主要原因。(5)"撤县设区"准自然实验、分位数回归、替代变量回归等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存在一定的稳健性。本文对当前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提升外贸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微观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研究:出口临界生产率的视角

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本文重点考察了出口临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出口临界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出口参与的意愿将显著下降;出口门槛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企业的出口进入概率平均下降0.0068。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出口门槛主要通过出口的广延边际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而对出口的集约边际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另外,与Melitz (2003)的预期相反,出口门槛对企业出口进入与退出决策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的对称性,即出口门槛主要影响企业的出口进入,而对企业的出口退出并无显著性影响。     

垂直专业化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关系的影响

文章在Chatterjee等(2013)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垂直专业化的"成本效应"来研究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关系的影响。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文章实证结果显示:(1)人民币汇率升值降低了企业出口关系进入的概率,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出口关系进入的抑制作用;(2)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提高企业出口关系退出的概率,而垂直专业化水平的上升会降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出口关系退出的不利影响;(3)在控制垂直专业化影响的基础上,生产率越高、外资企业和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关系进入与退出的影响会越小。     

本地生产优势与企业出口动态参与:基于产品密度的视角

整合中国海关数据库、CEPII-BACI贸易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中国出口企业所在区域的产品密度，并考察以产品密度衡量的本地生产优势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了企业出口参与的存活时间与规模，且这种效应对位于产品生命周期上游的新产品更明显；产品密度提高了企业出口额或数量的恢复程度，缩短了出口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作用还受到融资约束、市场竞争程度、城市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在考虑产品密度的不同衡量方法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方法重新估计以后，以上结论依然可靠。     

地理集聚、契约执行与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通过专用性投资对我国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地理集聚程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而且其对高契约密集型行业内企业影响更大,对出口决策的影响超过出口规模。分样本估计的结果还表明:(1)地理集聚显著改善了内资企业的出口决策,但对外资企业的影响较小;(2)与高契约密集型行业相比,地理集聚对低契约密集型行业内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更大;(3)集聚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在契约不完全程度越高的地区表现越突出。     

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

本文以中国52个出口加工区作为集聚-出口政策的分析对象,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城市数据,检验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上述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积极影响,其中出口选择效应随着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补效应;拥有加工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集聚、出口溢出效应。但是,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这些城市的内部竞争削弱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口加工区的成立本身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但加工区内企业并未获得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红利,集聚政策仍然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与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动态:理论框架与计量检验

本文从异质性创新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可在产品层面揭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与出口动态行为关系的一般模型。同时基于中国2001—2006年多产品出口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创新行为对包括核心产品在内的不同出口动态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机理;产品创新存在蚕食效应,工艺创新存在规模效应,企业会依据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以何种创新实现出口进入;对在位出口产品而言,产品创新将扩大企业面临的蚕食效应,提高在位产品出口退出率,缩短产品出口持续时间;工艺创新可利用规模效应,降低产品出口退出率,延长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文化贸易出口持续期如何影响了出口品质

文化贸易出口持续期与文化产品出口品质之间存在何种影响效应?文章基于1996-2013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通过构建文化贸易出口品质和出口持续期指标,实证分析发现:由于文化消费的"理性成瘾"和消费惯性特征,文化贸易出口持续期对出口品质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不同文化产品类别和出口持续期样本中,上述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异,在"退出"、"进入"和"只存在一年"等样本呈现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此外,文化产品的进口规模、出口目的国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均与文化出口品质存在显著的影响。本文多种稳健性回归估计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此,如何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持续期,发挥其对出口品质的促进效应,可能是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和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性贸易措施会显著降低企业受冲击产品的出口额和出口数量。基于异质性的视角,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消费品负面影响较大。进一步的二元边际机制检验表明,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扩展边际,使得出口目的国市场的新进入、新增产品和退出企业数量都显著下降;对于单个企业,技术性贸易措施使得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提升,使新进入和新增产品企业进入市场的概率降低,而对存续企业的出口负面影响不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和每年新增实际投资的提高能缓解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冲击。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贸易偏转效应和产品偏转效应对回归结果造成的估计偏误问题,考察了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出口企业的一般性影响,为中国企业预防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冲击提供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省级出口增长

我国整体出口奇迹的背后是省级层面的区域出口增长.本文分别阐述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这两个制度因素促进我国各省出口增长的理论逻辑,并分别采用2002-2012年、1994-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两个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作为经济激励因素,以晋升锦标赛为特征的地方政府竞争作为政治激励因素,两者都直接促进了我国省级出口增长.这一作用没有因为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而发生改变.由于两者的内在联动,财政分权还通过地方政府竞争间接促进了省级出口增长,这些结论在分别采用支出法和收入法衡量财政分权变量时均稳健成立.     

财政分权与农村公路供给——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

农村公路供给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产品上具有信息优势,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将有利于农村公路供给水平的提高。影响我国农村公路供给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有财政分权水平、农民收入水平、乡镇企业发展水平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民主程度等。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公路供给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小,公共产品决策中的民主程度对供给效应无显著性。     

跟着邻居去出口?——邻居出口信号、不确定性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

本文识别了一种新型出口集聚方式,即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并基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从邻居出口信号的角度解释了其发生原因。本文理论研究表明,与经典理论不同,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企业的出口决策并不是独立完成,而是基于"邻居"所发出的出口信号综合权衡的结果,因此利好的邻居出口信号会带动企业向同一目的国出口,从而出现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但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会削弱信号的可信度,从而抑制这一集聚过程。在经验研究中,本文基于2000—2016年的海关数据测度了中国的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发现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程度逐年上升,且与目的地不确定性呈现负相关。基准研究发现利好的邻居出口信号显著提高了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的程度,利用事件分析联合倍差法(ESDID)克服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引入一种新颖的两阶段方法检验了目的国市场不确定性影响的理论假说,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在外部环境相对较差的背景下,信息的透明度与信号传递的正确性、及时性会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出口目的地分布与出口安全。     

制度质量、市场需求与企业出口动态决策

在国际贸易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何维持我国出口贸易平稳持续发展成为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多重博弈模型,综合考察目的 国制度质量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对企业出口动态决策的影响,并基于中国2000-2010年企业-目的 国层面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更高的目的 国制度质量显著降低企业的退出概率,并提高退出企业的再进入概率.本国市场需求越高,目的 国市场需求越低,企业退出该出口市场的概率越高;企业退出时本国市场需求越低,目的 国市场需求越高,企业再进入该市场的概率越低.此外,制度质量和目的 国市场需求对加工贸易和低科技企业的再进入决策影响更大,且企业出口动态决策的影响情况还因企业所在地区产生明显的差异.本文通过研究如何降低出口企业的退出概率并推动退出企业再进入,力图为我国出口企业提升持续出口能力提供经验支持和政策建议.     

从金融危机看中国企业出口退出与企业财务状况的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来探讨企业财务状况对出口退出的影响,并对比企业财务指标在金融危机期间和非金融危机期间对其影响的显著性。研究发现。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段大多数处于2—6年之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始终高于非危机期间：流动性强的企业出口退出风险要低．但杠杆率对出口市场退出风险有负效应,与我们的研究预期不一致。文章并进一步考虑了金融危机的调节作用,金融危机期间相对于非金融危机期间．流动性对企业出口退出风险的影响反转为正效应．杠杆率对企业出口退出风险的影响在减弱,高借贷比的企业相对于低借贷比企业有更强的出口优势,出口退出的风险相对要小。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财政分权效应假说认为,在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以不同标准衡量的财政分权度指标对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产品提供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收入分权度和支出分权度对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度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成负相关,支出分权度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成正相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