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

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我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了估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动态回归模型讨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人力资本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人力资本而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小的正面作用,同时这种作用随着我国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呈现减弱的趋势。因此,在我国人力资本逐步提高的背景下,为获得更大的技术提升效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必须进行适当调整。     

融资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增长新常态,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融资结构是否适合现阶段产业发展?何种融资结构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本文以高技术产业为例,首先用索罗余值法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测算,然后探讨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分析表明两种融资方式均通过资本产生正向作用,且直接融资贡献约为间接融资的5倍。因此,笔者认为在推动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进程中,应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中国各地区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1990-2006)

本文选用超越对数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1990-2006年的分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估算我国各地区的生产效率,并分解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东部地区生产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1996-2000年各地区平均生产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2003年之后生产效率出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的增长幅度较大;第二,城市化率、各地区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对外经济依存度对地区生产效率具有正面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与地区生产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第三,就生产的不确定性而言,除人力资源水平能减少生产的不确定性之外,经济对外依存度、技术创新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政府干预倾向都会增加生产的不确定性;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1992年之后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2000年之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有显著的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生产效率变化率决定,其次是技术进步率.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79～2004

文章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定量分析。1979～200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增长,平均增长率为1.8%,其中,技术水平提高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技术效率更显著。分阶段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在不断上升阶段,随后经历了一些起伏,这种状况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渐趋稳定。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国际R&D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8年中国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3条渠道传递的国际R&D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无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却显著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利用3条渠道的国际R&D溢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

本文使用广东省上市公司2008-2012年面板数据来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自我选择效应,甚至存在一定的生产率悖论。企业规模,利润,人力资本,所有制结构都是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受到母公司人力资本和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差距和技术研发强度为吸收因素构建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并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差距和技术研发强度阀值转换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平滑转换机制效应;在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上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     

人力资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技术

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双门槛效应。只有在人力资本跨越了10.5038这一门槛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才显著存在,未跨越这一门槛值的省份,人力资本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有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跨越50.4804的少数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略低。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应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差异性的考察

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大、国际地位显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小、国际地位偏低。同时,贸易的边际效益呈下降趋势,而对外直接投资则增长迅速、潜力巨大。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但目前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过小,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的贸易效应将会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产生较大的贸易促进作用,原因在于我国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动机是获取资源和拓展市场,而对发达地区的投资目的是绕开贸易壁垒。因此,应该制定有差别的对外投资政策,针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应该注重开拓市场和规避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应该注重开拓市场和产业转移,促进多元化的、多格局的对外直接投资体系的建设。     

中国对外FDI规模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风起云涌。尽管如此,但它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本文选取1982～2006年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宏观经济变量进行计量检验和最小二乘回归估计证实了这一结论。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的背景下,利用2005-2008年我国对东盟十国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东道国GDP、东道国通信基础设施环境呈正相关,同我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货币汇率和东道国失业率呈负相关。这说明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市场规模以及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是决定我国对其投资的主要原因。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ARKET‐ORIENTED VERSUS COST‐ORIENT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We first employ a real options model to show that while the depreciation of a host country's currency tends to stimulate FDI activity of cost‐oriented firms, the depreciation tends to deter FDI activity for market‐oriented firms. With industry panel data on Taiwan's outward FDI into China over the period 1991–2002, our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xchange rate level and its volatility in addition to the relative wage rate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iwanese firms’ outward FDI into China. In general,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 of the theory.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FDI is crucially dependent on the motives of the investing firms. Without considering this fact in an empirical model, the testing results might suffer from aggregations bias.     

外向FDI影响中国自主创新的机制及实证检验

本文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向FDI)在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上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进而采用我国1987～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外向FDI和自主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外向FD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向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效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自主创新能力的变动还会反向作用于我国的外向FDI。此外,经济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也显著地提升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利用外向FDI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建议。     

Taiwanese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when outward FDI is defensiv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links between outward FDI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ese industries. This is done by emphas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fensive’ versus ‘expansionary’ outward FDI. The empirical study is based on a panel data of 15 industries over the period 1991–2001.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tward FDI of the defensive type, in particular that destined to China, while increasing industry efficiency ha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aiwanese industry through its effects on innovative activity. While outward FDI has impacted the industry's productivity growth it has not decreased the industry's output growth or its share of domestic GDP.     

基于VAR模型的贵州省FDI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研究

将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额按当年加权平均汇率折算为以亿元人民币为单位,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对贵州省FDI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贵州省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关系。由于FDI规模较小、行业分布不尽合理,导致FDI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经济增长对FDI的促进,且作用时滞相对较长。贵州省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优化FDI的行业分布,全面提升FDI的利用效率。     

Outward FDI and Local Employment Growth in Italy

Using several data sources, we assess the impact of Italy’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local employment growth between 1996 and 2001 for 12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103 administrative provinces. Our main result is that, controlling for the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rea fixed effects, FDI is associated with faster local employment growth, relatively to the national industry average. We also find that employment in small plants is not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higher levels of FDI. Our findings do not support therefore the idea that FDI is detrimental to local employment growth in the home country. JEL no.  C21, F21, F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