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6—2003年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在生产函数理论基础上,通过核算自主研发存量和国内外技术引进存量,运用一阶差分法和固定效应法,本文发现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我国自主研发的吸收能力较低,阻碍了对引进技术的学习和消化,进而影响了生产率增长。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自主研发只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率有显著正效应,而国外技术引进只对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有显著正效应。各个地区不同的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基础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企业家模型的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数据为基础,利用数值模拟深入考察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金融摩擦、劳动摩擦和其他财税政策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TFP效应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具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即存在TFP最大化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这源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影响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即自融资机制,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重要影响。信贷约束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影响显著(企业家面临的信贷约束越严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影响越大)。存贷利差的影响则较弱。减少劳动摩擦可增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较大的有效基础设施服务、企业间差异性和公共消费性支出也具有类似影响,利用消费税融资可更好地发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地区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99-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处于持续提高的阶段;对地区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分析表明,地区专业化的发展对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中国仍处在由地区专业化推动的效率递增阶段;地区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地区对于自主研发成果的吸收能力,有利于自主研发技术推动作用的充分发挥,但它并没有改善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效果,甚至显现了负面的影响。     

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同分析

利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99—2008年中国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趋同理论深入分析了差异的演变规律和内在机制,同时探求造成TFP增长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研发创新TFP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研发创新TFP不仅存在绝对趋同,而且形成东、中、西三大俱乐部趋同,此外还存在明显的条件趋同,信息化水平、利用外资水平、人力资本等是影响中国研发创新活动发展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地理溢出效应的视角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增加,区域间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利用中国1998—2008年25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及其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与公共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地理溢出效应不显著,公共基础施设资本投入的地理溢出效应为负。研发资本及其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地理溢出效应大于研发资本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投资相关性研究

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服务业生产率的变动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选取中国服务业10个重点领域,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关联性,研究了提高服务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的相互作用,对进一步提升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R&D两面性、技术引进与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测算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运用一阶差分模型和加权最小二乘法检验了R&D两面性、技术引进对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998-2012年,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负增长状态;R&D创新能力对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不显著,而R&D吸收能力和技术引进抑制作用显著,其吸收能力未能与技术引进互为补充共同促进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以中小型高技术企业为主的浙江省高技术产业急需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以自主R&D为主、技术引进为辅,持续加大R&D投入,增强R&D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     

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PSM和GPS的检验

文章基于2005-2007年全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考察了研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与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相比,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高出16.5%左右,显著低于66.0%的OLS估计结果;在增加了更多的匹配变量之后,分年份、分行业、分所有制、分地区的检验结果也都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进一步运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GPS)分析了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处于1%-7%之间)才能对企业TFP产生最大的促进作用,投入强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弱化这一作用。     

中国资源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引入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资源生产率的指标体系和经济分析框架,考察1978～2008年间中国资源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阶段性特征。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的依赖性仍在增强,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呈下降趋势。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资源因素进一步探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从资源效率、资源投入与技术进步间的替代关系等多个方面增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     

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我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依据扩展的R&D与生产率方程同时控制物化型、非物化型溢出与竞争效应,发现进口竞争与物化型溢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进口贸易对三位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具有直接的负溢出效应;而且,大部分三位码工业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3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逐年攀升势头;(2)1979—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取决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决策影响。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估计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赋能资本、劳动要素后的要素深度融合,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与劳动密集型工业相比,数据要素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将研发决策纳入后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囿于高风险的利用型研发决策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能够促进数据要素赋能传统要素,二者有效融合能够显著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Outward FDI,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Domestic Output: Evidence from German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outward FDI on domestic outpu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applying cointegration techniques to 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 data for Germany. We fi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ward FDI and domestic output as well as between outward FDI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urthermore,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between outward FDI and domestic output, and outward FDI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ggesting that increased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are both a consequence and a cause of increased outward FDI. Overall,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be interpreted as evidence of productivity-enhancing, and thus growth-enhancing, effects of outward FDI,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simplistic idea that outward investment represents a diversion of domestic economic activity.     

国产化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文章聚焦2005年中国汽车工业国产化政策,并结合同时期的税收减免政策,利用2002-2007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和整车制造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车厂商对零部件厂商的纵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产化政策提升零部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机制,但市场规模的扩张和短期内市场垄断程度的上升也使零部件企业产生了技术改进的惰性;(2)国产化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内资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多地从整车厂商的技术溢出中获益,外资企业则更多地从市场规模的扩大中获益,国有企业生产率受该政策影响不显著;(3)国产化政策与同一时期税收减免政策之间的关系存在两面性.国产化政策下,受税收减免的FDI向本土零部件企业发生了更多的技术转移,受税收减免的企业本身却缺乏效率改进的动力.上述结论带给新一轮中国工业改革的启示是:国产化政策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政策导向有利于为新产业主体建设打下基础;但是产业政策同样不应被过度使用,制定政策应该重视政策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有机组合,取长补短,使各产业政策形成合力进而保证企业效率的提升.     

Sectoral Capital–Labor Ratio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Asi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toral capital–labor ratio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for six Asian econom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alassa–Samuelson model. A strong prediction of the model is that the capital–labor ratios in both the traded‐ and nontraded‐goods sectors depend on the TFP in the traded‐goods sector. Both single‐equation and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s support this implication of th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