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评价如何影响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意愿——来自辽宁省的经验证据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促进。提高村民政治参与水平有利于巩固村民自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使用辽宁省8市74村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分析村民对村干部的政绩评价如何影响其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投票意愿。本文使用村民对村干部五方面工作业绩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对村干部政绩评价的指标,研究发现政绩评价与村民投票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当政绩评价是正面时,随着政绩评价的提升,村民投票意愿上升,倾向于支持现任干部当选;当政绩评价是负面时,随着政绩评价的下降,村民投票意愿上升,倾向于反对现任干部当选。上级加强对村委会的支持与对村委会选举的监督,有效改善村民对村干部的政绩评价,将可以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农民视野中的乡村治理绩效与农民权利实现

基于中国中西部地区三省227份农民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目前农民对乡村治理绩效的评价普遍不高，主要体现在：干群关系不佳、村干部不能有效完成其基本职能、村干部违法乱纪行为严重、农民民主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等方面。通过三个计量模型分析进一步发现，共同且显著影响乡村干群关系、农民权利实现的因素有：村干部基本职能实现状况和农民自身权利认知程度。因此，在普遍推行乡村自治的后选举时代，如何提高村干部基本职能实现状况和农民自身权利认知程度应重新成为乡村民主建设的重点。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职业化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基础和重要一环。村干部主要由村党组织成员和村委会委员组成,是连接国家与基层农村社会的桥梁。村干部职业化有利于村级工作规范化,但可能削弱村民自治效能,造成干群关系“悬浮化”等问题。新时代,推进村干部职业化必须循序渐进,平衡村庄行政与群众自治的关系,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分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实施路径,以供参考。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公开板”莫成空白板

农村实行财务公开多年了，在很多地方已经形成制度，按月、按季把各项收支账目实事求是地填写在“财务公开板”上，让群众知情，让村民监督，不仅增加了村委会工作的透明度，还加强了村干部思想作风以及廉政勤政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选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心态与行为－－对40个村委会选举情况的综合分析

本文对40个样本村的选民在选举过程中的心态变化、投票取向及其理性程度、选民在选举中参与行为以及竞争理念等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指出,在村委会选举中,选民的选择行为已趋于理性化,越来越多的选民能积极参与选举,并敢于在选举中公开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即使是那些对选举活动弃权或冷漠的选民,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观念与素质所限,倒不如说是对选举的失望所致。不过,目前村民的政治文化是分层的、多元的,既有公民文化、顺民文化、也有臣民文化,还有暴民文化。因此,村民选举与村民自治的发展尚需长期的努力。     

自我效能感、政治信任与村民选举参与:一个自治参与的心理机制

本文以心理—态度—行为为分析框架,通过浙江等六省部分农村的数据,探讨了村民一般效能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与其在村级选举参与态度的关系,探索了村民自治参与的心理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村民人口特征变量的基础上,村民一般效能感与其选举的参与态度有关,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在其一般效能感与选举参与的关系可起了完全中介作用,村民一般效能感对其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村民政治效能感对其选举参与的影响程度受到村民政治信任调节。在理论上,研究对村民选举参与问题作了心理角度的解释,对全面理解村民选举参与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实践上,研究得到的结论为村民选举管理实践提供了依据。     

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文从村委会选举的学理分析、村委会选举实践中的问题、对策与政策探讨以及农村问题研究的方法论等三个方面对会议进行了综合评述.     

村委会选举应客观看待宗族的影响

<正>过去,人们对村民选举与村民自治的宗族因素带有某种程度的"假想"成分,即将宗族想象成了"强大的敌人"。然而,从观察到的事实看,在村委会选举中县乡政府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与强大的政府行为相比,宗族的影响十分微弱。而且,村委会选举越是公平、公正、公开,选民的选择取向就越是理性化,越能跳出宗族血缘的视野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     

"公开板"莫成"空白板"

农村实行财务公开多年了,在很多地方已经形成制度,按月、按季把各项收支账目实事求是地填写在“财务公开板”上,让群众知情,让村民监督,不仅增加了村委会工作的透明度,还加强了村干部思想作风以及廉政勤政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然而,据笔者所知,现在有的村委会的财务公开工作已经“撂荒”,“公开板”上公布的各项收支账目,或是半年多以前的,或是一年前的;有的“公开板”还成了“空白板”。村民长时间看不到村里的各项收支数字,不能及时掌握情况,也就谈不上真正行使民主监督权利。正因如此,还有不少村民怀疑村干部在财务…     

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村治过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治理过程的描述 ,探讨了其有效治理的机制与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 ,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 ,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 ,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 ,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能改善中国村治吗？

为评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实施效应，本文在梳理“一肩挑”实施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演进基础上，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主观效能和客观效能两个层面考察了实行“一肩挑”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其一，实行“一肩挑”显著提升了农户主观层面的治理效能，但对客观层面的治理效能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二，上级政府传递的支持“一肩挑”的政治信号对“一肩挑”实施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力的推动方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三，“一肩挑”实施效果会随着时间累积而增进，而且，在中型、中部地区、有1～2个大姓和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一肩挑”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其四，实行“一肩挑”会通过集体行动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和政治关联机制提升村“两委”的集体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共识能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村镇银行问题调查与研究

村镇银行作为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在我国六省（区）的农村地区试点后扩大到其它25个省、市、区已历时两年。村镇银行发展伯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吉林、浙江等地几家有一定影响的村镇银行的调查、分析、研究,提出了村镇银行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村企边界及效率分析

本文以永联村和永钢集团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村企关系以及后乡镇企业时代公司型村庄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会导致村企关系中企业、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发生相对变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企业与村庄的相互独立,一种可能的村企关系发展路径是由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永联村的案例表明,这种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公司型村庄模式对企业和村庄而言均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企业与乡村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据此,本文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应一刀切地私有化到底,而应充分考虑企业与乡村社区的合作逻辑,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应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化方式弥补硬性市场合约对社会性合约的消解,以确保后乡镇企业时代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两者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模式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实际操，作过程将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五种选举模式：普遍模式、无候选人选举模式、整体提名模式、定位选举模式与组合竞选模式。本文在考察分析各种模式的实际操作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些选举模式各自的合法性及其特征、优缺点等，并在最后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     

基于村庄类型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研究

研究目的：从功能视角揭示村庄类型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形成“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下村庄分类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内在逻辑建构框架,提出基于村庄类型的差异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路径,为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研究方法：文献法、归纳演绎法、空间叠加分析法、案例法。研究结果：（1）中国乡村可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生态保护类5种类型,不同类型村庄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内在逻辑有很大差异,需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与效果导向相结合,考虑村庄的自然本底供给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开展差异化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2）分析整治潜力与整治需求空间匹配,生成基于村庄类型的差异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路径,包括土地整治+融合发展、土地整治+现代农业、土地整治+乡村旅游等。研究结论：不同类型乡村实施差异化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有利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中国乡镇企业生产率分析

我国乡镇企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趋于缓慢,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明显减弱。本文通过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定量分析了1978-2002年我国乡镇企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边际生产率、规模报酬以及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探讨了促进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途径与措施。     

村庄集体记忆的重建——以安徽宅坦村为例

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历史,其传承需要一定的载体,如宗族的族谱与宗族仪式。这些宗族、族谱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一些村庄开始了村庄记忆的重建工程,如重修族谱、编写村志等。本文以安徽宅坦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在再造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民间权威精英充当了重建村庄历史的中间力量。重建记忆,主要是为了重建村庄的认同感,提高村庄的凝聚力。然而,重建后的集体记忆,可能难以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难以发挥记忆的功能。     

浅析农村宅基地整理

农村宅基地整理是盘活存量土地,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有效措施之一.本文针对农村宅基地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导致土地大量闲置、浪费的社会、政策和民风民俗等原因,并通过对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和可行性的分析,提出了4条符合江西省省情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