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管理层股权薪酬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证明管理层股权薪酬收入和第一大股东性质显著相关,国有性质的企业管理层的股权薪酬收入比重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薪酬收入负相关,能够发挥对股权激励内部监督的替代作用.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高公司的价值.     

高管的风险态度与股权激励方式选择*

公司如何选择有效的股权激励方式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06—2016年中国A股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高管的风险态度差异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的风险回避倾向越强,公司越倾向于授予风险较大的股票期权方式激励高管,以激发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公司则越倾向于采用风险较小的限制性股票期权方式进行激励,以削弱高管的过度风险追求倾向。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股权激励方式基于风险承担与高管的风险态度相匹配时,公司会有更好的业绩表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激励契约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股权激励、控股股东性质与信贷契约选择

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文章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企业风险承担的微观机制设计——基于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达标难度的分析

本文以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达标难度为视角,探讨微观激励机制的设计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研究发现,行权业绩条件达标难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呈U形关系,表明管理层在不同业绩难度下会选择适当的风险策略以获取股权激励收益。激励对象影响风险决策的能力越高,或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手段的可实施性越低,该U形关系越明显。本文丰富了风险承担激励的相关文献,也为公司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方案提供了参考。     

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

文章以2000年～2004年399家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控制力过强会削弱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股权制衡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水平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大股东受到相对制衡的公司更显著。结论暗示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几个能够对大股东作出有效制衡的股东能够促使公司完善监督机制,增强管理层激励效应,提高公司绩效。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致力于解决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冲突以及银行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以我国10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的年报为数据来源,对上市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风险承担产生了显著影响,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承担越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非上市流通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高管薪酬没有对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     

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股票期权风险承担激励、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2006-2016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均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期权薪酬激励与管理者权力之间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反而会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影响薪酬合约制定过程而轻松获取租金,从而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者权力和高管股权激励相关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改进公司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能否激励公司风险承担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1年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风险承担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激励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具体来说,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存在U型关系,管理层持股有利于激励公司风险承担,私有产权控股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     

股权流通性改善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来自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证据

以往对股改前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或相关度不高。通过对比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情况,本文实证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股改前相比,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显著提高;与未股改公司相比,股改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更高。本文论证了股权流通性改善对于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积极意义,为全面评估股权分置改革与理解高管薪酬的制度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     

制度变迁是否改善了公司治理效应——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效应及其内在机理。运用chow检验方法,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为结构断点,发现公司治理效应的回归方程在2003—2009年全样本期间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改善了控股股东和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显著改善了非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而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有限。研究发现,对从制度层面研究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也为制度变迁影响经济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商业银行行业特征和内部治理机制的视角,运用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分析了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效应.得出结论: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具有诱发高管在薪酬激励下采取高风险承担决策的倾向;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取决于政府监管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双方的博弈.     

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以及企业战略激进度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存在"壕沟效应",其作用呈倒U型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低于38.9％时,体现为"利益协同"效应,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当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于38.9％时,体现为"利益侵占"效应,降低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且企业战略激进度在其中发挥了负向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通过企业战略激进度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在非高新技术行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大,且高质量外部审计能够弱化监督与治理功能.该结论在理论上拓展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并在实践上对改善公司治理、 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角度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具有借鉴意义.     

股权流动性与公司治理效率研究

本文考察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增加股票流通性对公司治理具有有效作用,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趋于理性化,股改完成后机构投资者能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控股股东的流通性与企业业绩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对集中的股权治理结构依然有效.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股权分置改革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及其渠道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流通股比例增加、股权集中度下降和国有股比例降低,文章采用2005—2010年沪深两市A股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股改限售股的逐步解禁对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实证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的下降和国有股比例的降低并未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产生显著影响,而流通股比例的增加却有显著影响,说明了股权分置改革并未显著提高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水平和公司治理水平,而仅仅改变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掠夺方式。     

“回购+累进制考核”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有效性研究——以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为例

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股权激励作为解决大股东与管理层代理问题、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提高公司业绩的重要手段,激励方案的选择和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其中股票来源是重要的激励契约要素之一,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管理层激励理论,结合健民集团"回购+累进制考核"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分析以回购方式作为激励股票来源的有效性。并从市场效应和财务效应两个角度进行验证,为上市公司制定激励方案,选择合适的股票来源提供经验证据。     

双重委托治理框架下股权激励效应研究

笔者基于双重委托治理框架,以2004年～2007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就股权激励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有助于公司业绩提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力越强,股权激励实施的效果越明显.同时,最终控制人的产权类型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影响显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于私人控股上市公司,其股权激励比率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更加敏感,其股权制衡能力的增强更有助于改善激励效果.     

公司治理与股改对价的确定

本文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以截至2006年7月31日已经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以下简称股改)的890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股改对价的确定过程中,流通股东是否考虑了公司治理水平的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流通股股东会要求较低的对价水平;同时,对于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降低对价水平,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合谋"行为,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能够显著地降低这种"合谋"带给中小投资者的不利影响。本研究的结论和文献一致,公司治理能够降低对中小股东的剥削,投资者能够对公司治理进行适当的定价。     

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研究

以我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利用2001--2012年的半年度数据,采用非平衡面板模型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性质能够约束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高管人员薪酬越高时,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小;而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性等董事会治理因素并没有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