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兼及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本文回顾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发现围绕文化资本来解释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以及讨论它们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但非决定性因素,适应文化资本的制度转轨才是经济绩效提高的关键,因此,文化资本中的市场观念在改革开放后被重新激发,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最后基于结论从文化资本理论出发,兼述地域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社会信任、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与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

转轨经济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家族企业如何在面临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实现成长?本文从商业信用视角,提供了推动家族企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种效果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在家族股东大会层面的超额控制越低、家族董事席位控制程度越高和家族总的控制程度越高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股东大会层面上的两权分离度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发挥着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而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和家族总的控制发挥着竞争优势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微观机理是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商业信用通过提供非正式的融资机会帮助正式融资渠道受限制的公司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兼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技术本身的新突破可以提高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治理效率,促进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本文结合2007—2021年企业数字专利和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证据,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可以促使异地子公司利润分回母公司,进而提高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产业化行业和非数字经济行业、同一经济圈以外以及市场分割程度较低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没有数字技术创新的企业,数字化战略也有助于企业跨地区发展,但促进效果并没有前者强。此外,虽然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资本流向更为发达的地区,但有利于缩小母子公司所在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本文从企业异地发展的角度揭示数字技术创新助力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的重要作用,检验地理性二元经济理论的中国实践结果,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巩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     

资本形成、内生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基于资本产出比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并对影响资本产出比的因素进行探讨。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内生增长模型比新古典模型更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投资率在中国经济转轨的两个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长期来看,投资率的变化不会影响中国的资本产出比,FDI的增长提高了资本产出比,而人力资本的增长有助于促进资本产出比的下降,从而得出了: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的内生技术力量的结论。     

资本市场国际化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资本市场国际化与经济转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资本市场国际化是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而资本市场的全球资本配置能力决定了一国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文章在资本国际流动的基础上重新阐述了"不平衡性增长"这一概念。资本市场国际化通过引导资本的合理流动,形成促进经济平衡性增长的资本流动机制。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应该积极借鉴新兴国家的经验并吸取其教训,以货币兑换自由化、取消外汇管制为前提,深化改革、强化监管,保证国内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资本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隙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膨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促进了经济增长。     

资本运营的制度约束及其消除

资本运营有赖于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 ,制度变迁中 ,中国的金融制度存在许多缺陷 ,尤其表现在资本市场上较严重的市场压抑 ,直接导致资本市场的非资本性和非市场性 ,导致资本本性丧失和资本市场功能弱化 ,对资本运营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影响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必须深化改革 ,完善各项制度 ,有效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     

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思考

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分岐很大的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规律，运用实证方法分析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明确资本市场发展的方向，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作用，本文首先简要地回顾了国内外有关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学术观点，并且构建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     

资本市场与信息产业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与信息产业。资本市场与信息产业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关系。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市场的支,待业青年 发展是资本市场完善的基础,信息产业的发展能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信息产业的发展为资本市场提供新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手段,信息产业的发展增强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程度和非流动性原因的度量与检验--来自中美日三国消费模式对比的经验证据

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开始有所加强,流动方式也有所改变。文章选择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消费和收入数据,在国家之间实际利率均衡的假设下,通过国家消费模式的考察和对比,发现我国的经济运行并不满足国际资本完全流动性假说,其原因既出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存在进入限制,也出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非完全整合。这些经验发现表明,我国经济中的名义利率、汇率和资本市场仍然处于有限管制过程中,必须通过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和逐步实现资本市场开放等有力措施来增强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性,进而保持我国快速经济增长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皖江城市文化资本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皖江城市是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产业承接涉及到方方面面,文化通过文化资本在产业承接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文章构建了文化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在面板数据分析过程中对模型选择和变量间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建立带有回归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文化资本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高并且相当。进而对皖江城市文化资本投资提出一些建议。     

资本市场效率视角:中国虚拟经济规模适度性研究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发展规模是否适度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否健康。通过从资本市场效率的角度探讨检验虚拟经济是否适度的方法，并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资本市场效率不高，虚拟经济规模呈非适度性，究其原因须作进一步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机遇与挑战

在未来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过程当中,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国际金融资本转移、人民币升值等重大机遇。但监管体系欠发达、资本市场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也将制约着这些机遇的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可以从提升消费率、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产业重组效率、改善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增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能力。因此．中国应该通过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做强资本市场产业基础等措施,确保中国资本市场牢牢抓住全球经济失衡给它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在应对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作用。     

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企业绩效分析——基于中国东北地区企业的实证研究

针对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分别基于社会关系和分权制度进行探讨。本文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将社会关系和正式制度微观化为企业的关系资本和制度资本,并进一步把关系资本细分为商业关系资本和政治关系资本,从而将宏观制度环境纳入到微观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中。实证研究采用基于残差正态分布的有序选择模型对东北地区313家企业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商业关系资本与绩效水平和绩效增长均显著正相关;政治关系资本与绩效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制度资本与绩效水平呈二次曲线关系,而其与商业关系资本的综合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促进绩效增长。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无形资本匹配的创新效应研究

如何充分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实现高质量创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无形资本是影响数字化转型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揭示数字化转型创新潜能释放的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数字化无形资本促进创新的内在机理。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发现：数字化无形资本具有创新催化剂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协调匹配能显著倍增数字经济创新产出;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创新催化剂效应主要是通过创新效率提升和创新扩散促进两种机制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及数据分析技术、高端人才资本对数字经济创新产出的催化剂效应更为显著;数字化无形资本会强化领先企业的创新优势而产生极化效应,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的拉大会阻碍社会整体的创新。据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促进创新潜能,应重视企业数字化无形资本的积累,形成激励数字化无形资本积累和驱动创新的系统制度,并消除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     

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储蓄动员型向市场配置的消费型经济转变

隐形税收机制瓦解后,储蓄动员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取代了财政投资的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支持政策为公有经济部门融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市场约束机制的变化,金融支持政策的收益逐渐下降,成本却在递增。本文认为储蓄动员型的金融支持政策在一定阶段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伴随着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成本,比如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过度投资产生的宏观经济成本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风险加大等。因此,中国金融体制应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减少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推动消费型经济的增长。     

中国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关联性研究

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密不可分,通过检验资本是否流向边际资本产出高的区域,可以衡量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如果区域净资本流与区域边际资本产出正向相关,则可得出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结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通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往往被配置到生产率较低的地方,这一现象的形成可以利用政府干预过度、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以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加以解释。     

精神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中部地区为例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综述精神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并从逻辑上对其做了相应的判断,认为精神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接着在这种理论判断的基础上,对精神资本进行指标的选择和量化,并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部机理,最后在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定量分析精神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精神资本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将中部地区的情况与全国以及与精神资本质量较高的区域情况进行对比,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精神资本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