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技术创新对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驱动作用——来自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2002-2016年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实证分析创新要素对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揭示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基础创新、产品创新和创新绩效对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产品创新的贡献最为显著，基础创新和创新绩效都有明显贡献，政府支持有待加强，企业家精神亟待培育；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中介效应因创新要素而异，基础创新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绩效主要通过提高产业效率和增加产业效益，产品创新则通过产业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效益增加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述评

随着新型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形成,我国产业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然而,由于缺乏关键的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及核心业务被控制,使我国企业只能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分别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并提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采用2007—2019年DESTA的双边贸易协定数据库和ADB-MRIO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构建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经过替换估计模型和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签署第二代贸易协定有助于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效应中获得较多收益，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从其中获得较少收益。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促进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本文研究结论为助推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略论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动态关系

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的形成是国际分工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使得寻求产业升级的路径变得更加迫切。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国产业在其中地位的分析,提出在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中加速中国产业升级的措施。     

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产品价值链、内部治理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升级

如何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是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问题。传统的关于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品价值链的延伸,忽视生产网络组织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本文将产品价值链和组织结构统一于一个框架,讨论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升级问题。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制造业为例

江苏省制造业虽然实现了量上的不断突破,却面临分工地位不高,利得率低的困境。文章通过构建区域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分析了江苏省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变动趋势,检验了江苏省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科技投入显著促进江苏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微观主体成本因素对提升价值链地位具有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推动江苏省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必须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文章以高技术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对相关经济理论、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因素,并利用2000—2014年相关数据对这些可能因素和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指出(结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增长会推动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行业资本水平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则会阻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平均规模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尚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中国提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乃至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建议。     

建筑业全球价值链中间驱动模式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各国建筑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提供了新的管理学分析方法.基于该理论的产业国际化分析,需要对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有清晰的认识.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有生产者、购买者和混合型(中间驱动)三种类型.本研究在对全球价值链驱动类型核心因素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建筑业全球价值链属于中间驱动类型的结论,这对研究建筑业的"走出去"的国际化升级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了吗?——基于改进后出口上游度的再评估

本文综合考虑分工环节和附加值创造双重影响,基于增加值替代总出口的改进版出口上游度测算方法,利用WIOD数据测算了行业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并结合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处于中低端,但与单纯考虑生产环节所发现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恶化趋势不同,综合考虑附加值创造后的测算表明,中国分工地位有改善趋势,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于恶化。要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不利分工地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双管齐下",不仅要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应以服务贸易为抓手,努力促进服务出口大发展。     

企业价值链升级问题分析的新视角——评《国际生产分割模式下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

<正>目前,我国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从外部环境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外需疲软,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速回落;从内部环境看,我国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及劳动力成本约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地位正在削弱。这些变化意味着我国经济进入换挡期,对处于开放经济中的企业来说,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高越教授撰写的《国际生产分割模式下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一书,通过把国际生产分割融入质量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中,探讨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为推动我国企业价值链升级     

全球价值链治理下上海IC产业升级的策略选择

在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GVC)以实现产业升级,获取全球分工收益的过程中,IC产业集群升级路径明显受到领先公司战略意图和升级控制的影响,这种锁定效应使IC产业陷入的升级困境。因此,以代工制造模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地方产业如何实现产业的全面升级和提升其价值的获取能力,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以嵌入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上海IC地方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从高级要素积累的角度探讨IC产业由价值链由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跃迁的策略选择,以期为未来的产业升级提出可行建议。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特征及启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代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离不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大背景。20国集团(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简称为E11)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通过对OECD和WTO附加值贸易库的数据整合分析发现:E11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并呈现出后向价值链和前向价值链两种分工参与模式;从贸易总量上看,E11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国际贸易地位和利益在不断提升;从行业利益结构上看,E11各国可归纳为四种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嵌入模式,而且各国行业贸易利益和贸易地位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特点;总体上看,E11在行业竞争上还停留在初级要素的利用阶段,其未来贸易利益的获取还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     

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来自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测度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制造业上游度指数的基础上,分析了制造业在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中位置变迁的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上游度大小并不代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复杂度提升对一国制造业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作用力呈现倒U型,契约型贸易地理优势和沿海优势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上游度攀升,"资源诅咒"现象显著存在于国际分散化生产模式中;最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也缺乏强有力的"话语权"。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国汽车产业

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汽车行业生产发展越来越呈现全球化特征的背景下进行研究。首先对全球市场网络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回顾,接着探讨在全球生产网络下汽车产业的现状以及产生原因,在此基础上,厘清中国汽车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价值链中的现状和地位,分析中国汽车企业在新国际分工格局中必须根据自身已有条件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推进产品价值链升级,最终获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发达国家碳规制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采用碳规制迫使发展中国家参与总量减排,从而对后者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而言,发达国家碳规制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动力和能力。采用27个发展中国家和中国9个制造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证实,碳规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及其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导致全球价值链中部坍陷。为应对发达国家碳规制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阻碍,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合作,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援助;对中国而言,应把推动碳规制约束下沿线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切入点。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跨国资本和扩大贸易流量,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获取更多国际知识溢出的机会。我国在吸收利用国际知识溢出的多种渠道和途径中,进口贸易渠道水平国际知识溢出能够促进产业实现流程升级,垂直国际知识溢出的后向关联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形成了倒逼机制,但前向关联效应抑制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导致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陷入进口贸易的"需求锁定"中。FDI渠道的水平和垂直国际知识溢出均阻碍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虽然后向关联效应能够加深前向参与程度,但其他途径均使制造业后向参与程度加深,并由于过度嵌入而陷入低端锁定的危险中。我国制造业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但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不同影响的进口产品给予不同的政策;积极应对外商投资的结构变化,调整引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