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心理韧性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探索式创新与社会连带的中介调节作用

利用新兴视频测量技术对企业家心理韧性强度进行测量，并以2015-2017年中国213家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家心理韧性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并探讨在该作用关系中探索式创新及社会连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心理韧性对企业成长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在企业家心理韧性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社会连带正向调节企业家心理韧性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关系。当企业家社会连带水平较高时，企业家心理韧性对探索式创新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更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非沉淀性冗余资源与二元性技术创新

现有文献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关系存在悖论。为打开该作用机制的“黑箱”,基于创新二元性理论,区分企业社会责任对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影响,并检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机制。基于2008—2016年中国研发密集型上市企业实证研究发现：①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技术创新;②非沉淀性冗余资源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探索式技术创新间的关系。结论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权变观。     

创新开放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一项Meta分析

创新开放度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是开放式创新领域关注的热点。通过对相关领域文献进行梳理，提出创新开放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理论模型。运用Meta分析方法探讨“创新开放度—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影响因素，指出二者之间关系强弱受文化维度、行业类型、企业规模及测量方法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创新开放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创新开放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二者间关〖JP〗系对高新技术产业比非高新技术产业更强；相比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创新开放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性更明显；同时，创新开放度和企业创新绩效测量方法不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差异。上述结论对企业在特定条件下实施创新开放战略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组织跨界搜索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的元分析

检索国内外主要学术数据库中有关跨界搜索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的实证文献,对符合元分析要求的33篇文献进行客观分析,发现组织跨界搜索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探讨了情景因素、测量因素等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动态环境及西方文化背景下,跨界宽度搜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跨界搜索维度及测度方式正向调节两者关系,但创新绩效的客观测量与主观测量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社会资本、知识获取与创新绩效:基于供应链视角

基于社会资本和知识管理理论,探讨了在中国关系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检验了知识获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揭示了供应链管理中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知识获取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基于供应链视角,从供应商、企业内部、客户3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探讨,并运用278家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采用线性回归及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对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和客户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获取对社会资本(供应商、企业内部、客户)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创业板上市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责任研究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创业板上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但可以得到公众认可,还可以从各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提升创新绩效不可或缺的资源。以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就货币层社会责任而言,创业板上市企业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和创新财务绩效,而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但影响不显著,且负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2)就人力层社会责任而言,创业板上市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负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就社会层社会责任而言,创业板上市企业履行对顾客的社会责任负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正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履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正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但影响不显著,且负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履行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负向影响创新技术绩效、正向影响创新财务绩效。     

学习目标导向对员工创新的影响：基于元分析的心理与行为机制

学习目标导向会对员工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员工创新,有必要厘清其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整合社会认知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运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定量化综合检验关于学习目标导向与员工创新关系的84份实证研究文献。结果显示：学习目标导向与员工创新显著正相关,团队层面的正向影响比员工个体层面更强;创新自我效能感、知识共享在学习目标导向与员工创新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创新自我效能感通过激发知识共享促进员工创新;员工特征、企业特征、文化背景等情境因素,以及测量工具、测量方法等测量因素,均显著影响学习目标导向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     

联盟组合多样性中的创新价值获取——搜索惯例和社会资本的作用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联盟组合多样性中创新价值的获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联盟组合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分析了搜索惯例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联盟组合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呈非线性倒U型关系;搜索惯例在联盟组合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结构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均正向调节联盟组合多样性与搜索惯例之间的倒U型关系和上述中介作用.其中,关系型社会资本在两种调节效应中的作用都更强.     

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依据信息经济学,探究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法律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与企业价值间的调节机制。以2012—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弱法律环境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强法律环境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企业异质性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

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为两组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效率,相对于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未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和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组研究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和投资效率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检验结果表明,非"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有一部分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实现,而"一带一路"企业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二者关系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政治关联影响农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吗——基于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有效引导农业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解决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关键。以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分析,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制度环境和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制度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关联与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治关联对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增强,反之亦然。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组织惰性与行业敏感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依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从组织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视角探讨了组织惰性和行业敏感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组织惰性减弱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行业敏感度阻碍了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过程。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基于中国通信行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设计运用相关指标体系,分析了通信行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当期公司社会责任指数与企业利润、企业竞争力、企业成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前三期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与企业竞争力、企业成长的正相关关系也比较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236位不同企业的员工进行调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与员工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与员工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的相关关系,且劳工权益和人权保障对员工工作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人权保障和劳工权益对工作本身及工作关系、薪酬福利有正向预测作用;人权保障、管理系统和劳工权益对自我发展有正向预测作用;(2)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的相关关系,人权保障和劳工权益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3)员工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工作本身和工作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     

新时期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浅析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除了股东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力量必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及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特征,从国有企业性质地位、可持续发展要求、国际经济交流合作需要等三方面分析新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增强中国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识、建立并逐渐完善中国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加强中国国有企业间交流与国际合作、建立健全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基于社会责任的食品企业危机管理

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中国食品企业的危机管理表现和危机管理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中国食品企业危机管理表现影响深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企业,危机发生的概率明显小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差的企业危机发生的概率,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比没有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经历更少的危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是食品企业进行危机管理的有效途径,中国食品企业应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危机管理的重要举措。     

Assessing wheth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luence corporate value

This study used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ndex to gauge the corporate valu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f corporations in Taiwan.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CSR influences corporate value and whether the extent of that influence varies with corporate value or tim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fluence of CSR on corporate value does not change with time. CSR exert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mpany value, and this influence does not change over time. However, the extent of the influence significantly varies with corporate value. When the corporate value of a company is not high, investing in CSR would only increase costs and fail to effectively increase corporate value. In contrast, if the corporate value of the company is high, investments in CSR in this circumstance would instead promote the effective increase of corporate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