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低保是否有助于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实证分析

长久以来,相关文献多集中于讨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家庭当期贫困的影响,而忽视了远期效果.借助CFPS2012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城乡低保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文中采取倾向值匹配(PSM)方法以尽可能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基本结果表明:低保制度对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明显的改善效果,反而有可能增加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对于城市和农村家庭都是成立的.本文认为,低保制度未降低贫困脆弱性至少有如下原因:一是制度执行中存在瞄准偏差;二是低保挤出了参保家庭的私人转移支付;三是低保降低了居民的工作意愿.机制分析支持了上述论断.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前瞻性视角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果进行再评估,为政府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方针提供了参考.     

让就业有利可图——完善上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随着低保制度建设的逐步深入,有劳动能力者及其家庭已成为主要的低保群体,如何鼓励他们积极觅职、实现自立是今后完善低保制度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课题。分析表明,现行的社会救助标准体系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利于低保家庭退出救助的因素,如低保的替代率、救助标准抵扣和渐退措施、低保附带福利、工作成本以及工作的稳定性等都会影响低保家庭是否会退出低保。本文以上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参照国际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让就业有利可图--完善上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随着低保制度建设的逐步深入,有劳动能力者及其家庭已成为主要的低保群体,如何鼓励他们积极觅职、实现自立是今后完善低保制度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课题.分析表明,现行的社会救助标准体系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利于低保家庭退出救助的因素,如低保的替代率、救助标准抵扣和渐退措施、低保附带福利、工作成本以及工作的稳定性等都会影响低保家庭是否会退出低保.本文以上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参照国际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村庄社会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执行效果研究——基于对九江市L乡实地调研

自农村低保政策在江西省实施的以来,对保障农村人口基本生活条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执行中的诸多乱象,农村低保乱象的发生既有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有社会环境和政策执行问题。我国应着力完善农村居民保障措施,实现保障措施多元化,缓解低保的压力,解决因病致贫现象;进一步完善新农合政策,解决实际操作中存在的报销难问题;解决因老致贫现象,提高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重视集体补贴在新农保补贴中的作用,借助中央发展农村经济的机遇,发展农村优势产业;关注社会救助领域,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保障等社会救助政策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低收入家庭瞄准工作,防止低保福利关联产生的负激励效应。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低保制度建设的启示

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福利国家,其福利制度以救助型社会保障为主。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为基础、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制度为典型代表的制度体系对当前我国低保制度中存在的如救助理念落后、家计调查缺乏专业性、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阜新市城市低保边缘户社会救助匮乏问题研究——基于低保群体的对比分析

阜新市经济转型以来，城市低保边缘户大量涌现，该群体是指非农业人口中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她城市低保标准，但由于未充分享受长期性救助政策，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城市低保对象，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城市居民家庭。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唐钧等专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城市低保边缘户的相关社会救助问题，但其研究限于宏观层面，对某一地区或城市低保边缘户社会救助匮乏问题的研究还不多见。在阜新市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笔者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对阜新市城市低保边缘户社会救助匿乏问题展开研究。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贫困陷阱化解分析——基于社会投资视角下

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证低保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收入为本"的消极救助理念对于脱贫的意义却不大,陷入了与制度初衷相悖离的贫困陷阱中。因此,试图找寻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从社会投资理论的视角下寻找化解的路径,最终达到完善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实行大大缓解了因贫困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低保制度在我国是一项新型救助制度,在实践中城市低保工作仍有许多问题和需要改进之处。     

对城市贫困与救助制度的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城市贫困现状及产生根源,分析以“低保”制度为主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实践中的缺陷与不足,并结合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城市贫困救助福利政策制度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尤其是城市发展,近年来,城市居民年平均收入不断上涨,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城市贫困人口仍然存在,城市贫困救助福利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落实和发展。本文将对城市贫困救助福利政策制度进行思考,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     

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透视与展望——以我国中小城镇为例

本文阐述了中小城镇低保制度存在的救助标准偏低、产生负激励效应、低保人员自助能力极度弱化、低保对象生活水平同低保标准反向变动等问题,并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一步提出完善政策的对策建议。     

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透视与展望——以我国中小城镇为例

本文阐述了中小城镇低保制度存在的救助标准偏低、产生负激励效应、低保人员自助能力极度弱化、低保对象生活水平同低保标准反向变动等问题,并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一步提出完善政策的对策建议。     

略谈构筑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作用

随着城市低保制度和农村救灾救济制度的普遍建立 ,城乡贫困群体在基本生活从机制上得到有效保障的同时 ,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主体、运行机制、工作范围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构筑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尽快实现最低生活保障与医疗、住房、教育等专项救助相结合、政府救助和社会互助相结合 ,资金救助和实物帮困、互助服务相结合 ,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方位提高城乡贫困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     

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一个基于组织的分析框架

目前,中国农村扶贫陷入了制度性陷阱,具体表现为:扶贫的边际效益出现递减趋势;农村贫困人口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贫困人口“返贫”的压力依然很大。为此,需要对现行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扶贫制度进行重新审视。研究发现,构建农户的“内在激励机制”可能有助于冲出扶贫制度陷阱,而农户组织化则为该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有益的组织支撑。通过对贫困农户组织化的内在逻辑和组织化效应的系统分析,本文有力地支持了农户组织化与农村扶贫存在有机统一性的推断。     

医疗救助的法理价值与经济功效

贫困人群的健康服务已成为21世纪人口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其中最核心的服务之一便是对贫困人群实施医疗救助。我国的医疗救助起步较晚,相关法律缺失,基础理论研究亟待解决。本文从医疗救助的内涵入手,阐述了医疗救助的法理价值和经济功效,目的为医疗救助立法进行提供理论支持。     

“精准”抑或“错位”: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的瞄准效果识别

利用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热量贫困线探讨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的区域及个体瞄准效果。总体来看,无论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社会保障均有显著的"扶贫"与"防贫"效应,但对城市地区的作用效果较大,表明社会保障区域瞄准存在错位。当期食物支出和贫困脆弱性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城乡差异及"扶贫"与"防贫"区域瞄准效果的错位。从不同贫困程度个体回归结果来看,社会保障"扶贫"效果城乡差异不大;"防贫"效果在城市地区社会保障对象的定位比较准确,而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对象的定位存在一定的错位。     

黑龙江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研究

目前,黑龙江人口的贫困发生率和农村人口的贫困发生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这凸显出黑龙江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工作的艰巨性。黑龙江省贫困人口社会救助主要包括生活社会救助、医疗社会救助和生产社会救助,这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存在救助范围狭窄、救助内容过于侧重绝对贫困、救助形式单一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黑龙江省应重视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救助,加强农村社会救助对象与救助标准的透明度,增强农村贫困人口医疗社会救助的投入力度。     

上海社会保障三条线的数量关系分析

本文分析了上海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就目前上海居民基本生活需要而言,一些低保家庭不愿放弃低保带来的丰厚附带福利,从而削弱了就业的经济动机,建议政府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同时,采取鼓励低保人群积极参加就业的措施。     

货币政策、收入分配及经济福利——基于DSGE模型的贝叶斯估计

在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利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央行制定货币政策该如何兼顾收入分配因素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在经典新凯恩斯DSGE模型框架下,创新性地引入一定程度的家庭异质性,通过设定“李嘉图式”和“经验规则”两类异质性家庭以及价格、工资黏性,分析了技术、工资加成和利率变动三种外生冲击下,居民消费以及收入分配的动态变化.本文同时还以经济福利损失最小化为标准,通过数值计算方法求解最优泰勒规则.研究表明:正向技术冲击会提升经济产出并降低通货膨胀,提高消费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不影响居民收入分配;“李嘉图式”(“经验规则”)家庭工资加成冲击会同时降低(提高)消费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且对消费(收入)不平等指数影响更为显著;利率的正向变动冲击会提高消费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对我国央行而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加强对通货膨胀波动的干预是降低经济中消费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有效途径.     

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创业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农户创业减贫效应的短期和长期表现,识别不同行为主体创业行为的减贫效果差异,并给出了农户创业实现贫困减缓的前置条件。研究表明: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集中于短期,但由于贫困主体禀赋难以与创业的要素和技能需求形成有效匹配,由之带来的贫困农户创业风险增强了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的组间异质性,非贫困户创业行为创业绩效更好,减贫溢出效应显著,该结论解释了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无差别授信信贷政策的户贷企用和套利现象,鼓励创业扶贫的政策措施应思考扶持谁创业更有助于长期减贫的问题。此外,受教育程度、信贷支持和家庭结构是实现创业减贫的重要前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