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技能结构的影响

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有效途径,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促进技能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降低了低技能就业比重,增加了高技能就业比重,促进了技能升级;工业机器人应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技能结构,还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岗位创造效应间接影响技能结构;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对地区技能结构的影响存在地区层面、要素密集度层面和劳动力技能密集度层面的差异。因此,应当进一步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因地制宜实施工业机器人产业政策,扩大教育投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分析

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究竟会带来“人机共存”还是“机器换人”？已有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对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就业的关系展开了讨论。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和各国竞相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背景下，参与全球化生产分工使得国外机器人应用也会对中国就业产生影响。文章先构建了多国多部门的李嘉图贸易模型，通过对劳动力就业变化进行结构分解，分析国内外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产生的就业效应。然后利用人口普查微观数据、IFR机器人数据和WIOD投入产出数据，基于Shift-Share思想检验了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我国地级市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机器人产生的补偿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因而会促进地区制造业劳动力就业，而国外机器人经中间品贸易渠道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补偿效应，经最终品贸易渠道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替代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行业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得出，国外机器人应用主要是通过改变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而影响劳动力就业。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客观评估机器人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政策和提高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具有一...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会提高7.9%，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对于男性、中青年劳动力、中高技能劳动力群体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是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受雇型就业，互联网使用对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使用互联网不仅具有工资溢价效应，而且提高了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显著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     

重化工业阶段的就业效应探析

文章从两个方面研究我国重化工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即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指重化工业本身随着行业内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进而对就业需求相对降低的情况;间接影响指重化工业发展会带动相关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对就业产生的促进作用;并基于两种效应提出了重化工业时期如何促进我国就业的对策。     

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总量GDP、非农GDP及第三产业GDP的增长均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这种促进作用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总量GDP和非农GDP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弹性系数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第二产业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未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第三产业是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力量,且中西部地区的这种促进能力更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必须提升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区位选择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劳动力区位选择,经济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本文通过扩展劳动力市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盟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并未将劳动力挤出到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积极创造效应相较于消极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促进了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其中,中等受教育程度、中青年和农业户口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对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更为敏感;在信息化程度较高、户籍管制程度较低以及劳动保障程度较高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留人”效果较明显。为此,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的同时,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社会保障,放松户籍管制,这将有助于平稳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促进“稳就业”“保就业”目标的实现。     

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量显著相关,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带动相应的就业规模的加大,但带动效应呈下降趋势。通过分析得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总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一产业就业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均为负;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二产业就业直接效应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三产业就业间接效应显著。对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提出了对应的建议。     

高速公路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笔者使用农村村级和农户层面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显著变小,同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也有显著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低龄化趋势;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较高;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外资并购会促进就业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

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外资并购视角研究外资所有权对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发现,外资并购对企业内的直接就业效应非常有限,对产业内的间接就业效应却非常显著。外资只有并购劳动力规模较小的企业才会产生直接的就业创造,但是外资并购会带来较大规模的产业内溢出,通过促进本土竞争企业发展,提高产业的整体就业吸收能力。外资并购的间接就业效应与被并购企业的规模大小正相关,并且会在短期内逐步扩大。     

机器人与非正规就业

机器人的推广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如何稳定就业、推动灵活就业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本文结合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机器人的使用尽管没有影响就业总量,但是显著提升了个体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替代效应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男性、农业户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受到机器人的冲击更大;在工资成本较高的城市机器人对正规就业的替代作用更强。具体来讲,机器人显著提升了低教育水平群体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降低了其在大企业正规就业概率,同时机器人的推广降低了高教育水平群体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本文为如何应对自动化冲击、维持就业市场的稳定提供了政策参考。     

工业机器人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变动——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技被认为是智能制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器人科技等新技术的出现势必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冲击。本文利用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行业层面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负向影响会通过“降低企业就业创造,提高企业就业破坏”来产生作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的作用途径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对于生产人员占比高以及高中学历占比低的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的冲击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影响企业的员工结构和绩效水平,进而影响企业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上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对下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能够提供关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中国版本解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产业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入,产业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影响呈现新的特点,且不同区域产业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产生不同的影响。文章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对区域内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影响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要素市场渐趋完善,具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条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能力增强;西部地区随着开发步伐加快和区域经济发展,对本地农村劳动力需求增加,影响区域内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态势。这就需要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关注这种影响产生的联动效应,并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相关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消费需求与第三产业就业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老年人的消费倾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逐渐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促进第三产业就业。本文基于2005—2019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中国人口老龄化、消费需求与第三产业就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第三产业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需求在人口老龄化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机制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消费需求在人口老龄化对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并且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提高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的边际影响呈现阶梯型递减趋势;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对东部、中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有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存在抑制作用。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中国农村劳动力稳态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基于2009—2021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农村仍然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点和难点。文章讨论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背景下,乡村老龄化加剧的形势并未弱化,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象也更为明显,并利用2009—2021年千村调查的9 429个村域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流出的劳动力实质上是户籍在农村的城镇劳动者,是城镇的常住人口,这直接导致乡村老龄化加快;二是流出的农村劳动力适应了城镇的就业和生活状态,即使回流也大都不返乡,回流对乡村老龄化加速的缓解作用不大;三是中国农村聚族而居的现象正在减少,城镇定居已经成为流出劳动力的愿景和趋势,而城镇定居者大多以青壮年居多,老年人因为生活习惯和成本的考量更加倾向于留在乡村,这加快了乡村老龄化速度;四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文章认为,政府应警惕回流劳动力因为无法就业、乡村公共服务较弱等问题而反复流动,所以需要持续推动乡村振兴以及农村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     

教育改革、人工智能与农村青年就业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渗透促使劳动力市场不断提高技能要求,农村青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通过教育改革提升其技能水平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势在必行。本文以多个地方政府在2010—2012年间密集推动的“十二年免费教育”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队列双重差分法考察高中教育扩展对农村青年群体在人工智能时代就业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技术存在对农村青年的就业部门从制造业向生活服务业的“驱赶”作用,总体上降低了农村青年的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2）十二年免费教育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青年的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带来的教育扩展效果有效改善了他们的就业表现,利用三重差分法考虑人工智能技术对农村青年就业的负面影响后,改善作用依然存在;（3）机制分析表明,高中教育扩展抑制了农村青年在职业匹配过程中的技能不足,在高中教育扩展对农村青年就业表现的影响过程中,职业教育是关键的中间机制。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技能提升对于农村青年就业改善的重要性,政策建议包括在新的人口迁移形势下平衡城乡高中教育资源、扩大免费教育试点、加快职业教育改革等。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     

智能制造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在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各界对于其经济后果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产生的人工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并结合我国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现状，探究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劳动力的依赖，企业在业绩下降时裁撤了更多低教育水平冗余劳动力资源，通过减少员工数量而非降低员工薪酬待遇的方式调整劳动力成本。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在劳动力被替代可行性较高、劳动力调整成本较低、民营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客户集中度较低时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机器人换人”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直接证据，也为如何规避“机器人换人”的潜在风险提供借鉴。     

肇庆市三大产业关联效应和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产业能够用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生产满足全社会需要的农产品,从而产生农业劳动力剩余效应;第三产业高于农业的劳动报酬吸引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形成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在工业化时期,当农业劳动力报酬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时,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表现为＂挤出效应＂,以上三种效应共同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工业机器人与劳动力的空间配置

本文使用2005—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各行业运行量的数据,研究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中国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显著减少了地区外来劳动力的迁入率,这一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低技能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与其应用规模和劳动力的迁移成本有关;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看,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和户籍制度松绑的双重作用主要影响高技能外来劳动力的迁入。最后,在区域劳动力市场内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地区总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