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指数，采用广义矩估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且存在金融效率提升和营商环境优化两条实现路径；金融科技对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强；地区策略选择具有差异，如东部和西部地区可选优化营商环境、中部地区可以选择提升金融效率。基于此，提出规范企业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拓宽投融资渠道等政策建议。     

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困境研究——基于金融抑制视角

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已成为制约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瓶颈.已往文献多关注信息不对称、抵押品缺失问题,忽视了金融体制对民营企业融资体系的影响.本文引入一个金融抑制环境下的信贷均衡模型,指出利率管制、所有制歧视、资本市场严格准入等金融抑制政策导致民营企业正规金融渠道狭窄,而具有体制烙印的金融脱媒现象则减缓了金融抑制对民营经济增长的拖累.经验分析亦证明,提高基准利率、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并规范发展表外业务有助于拉动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民营经济增长.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并全面防范表外业务风险是破解我国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等角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中国的中、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居民消费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地区明显强于城镇地区。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重点强化数据治理和风险监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环境;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发展,促进中国居民绿色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分析,运用SD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各省区市内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外省区市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却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维度、环境维度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企业具有虹吸效应,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科技创新水平及转型潜力造成负面影响。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而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作用。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中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但对于中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间关系的现有研究成果较少。文章以中国1990-2005年的相关数据,验证了金融结构、教育、科技、利用外资等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影响,发现金融结构的发展和完善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借助中国2011年设立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且通过PSM-DID方法、安慰剂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深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科技金融政策为东部地区和高等级城市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和一般等级城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是科技金融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种有效路径。     

严监管背景下金融供给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选择

2017年实行金融严监管、去杠杆导致了表外利率的急速上升,产生了对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微观主体的挤出效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别于传统工业化、城市化以抵押品、政府信用、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内在要求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之相适应。从金融严监管背景出发,梳理金融监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脉络,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金融改革关键,理顺金融监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逻辑关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金融改革2.0版,体现在对金融领域全方面、深层次、系统性改革,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2.0版,体现经济发展新内涵、新特征、新阶段、新任务,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并从四个维度提出严监管背景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中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但对于中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间关系的现有研究成果较少.文章以中国1990-2005年的相关数据,验证了金融结构、教育、科技、利用外资等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影响,发现金融结构的发展和完善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金融自由化与储蓄率变迁——基于动态宏观面板的证据

本文的研究回答了一个与近40年来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关的基本问题,即金融自由化是否提高了国民储蓄率?哪些具体改革措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对一个包含90个国家和地区1973年至2005年改革进程的宏观面板数据样本的计量分析,我们发现:(1)金融自由化改革显著提升了储蓄率,但提升效果全部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储蓄的影响不显著。(2)与金融抑制理论的预测不同,利率渠道没有对储蓄率产生显著影响。(3)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与国家个体效应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性。(4)所有改革政策中,放松证券市场管制对全样本储蓄率提升效果最为明显,其次是银行监管模式改革,放松银行业进入限制则显著降低了储蓄率。对发达国家而言,只有取消利率控制显著降低了储蓄率,其他政策影响不显著。发展中国家样本中证券市场改革显著提升了储蓄率;国有银行私有化对储蓄率的提升效果也显著,但小于证券市场改革;开放银行业进入限制则显著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储蓄率,除此之外的改革措施对储蓄的影响不显著。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成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民营企业成长进而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541家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的匹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分指数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非制造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支付便利性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个渠道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制造业民营企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大型民营企业。本文为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实证证据

如何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2005—2021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开放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驱动器”式的激励作用,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升创业活跃度等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效。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营商环境越好、金融结构偏向市场型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且两者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当两者都跨过一定门限区制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果大大增强。此外,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证实。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及优化营商环境与金融结构提供可靠理论依据。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供应链金融作为创新型金融产品,能够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绿色发展时代下的企业转型需求有重大支持功能。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基础,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裨益,且对于不同禀赋特征的企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效果。机制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能够改善财务状况、平滑创新风险、提升创新能力以及改善企业预期,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绿色转型进程的加快。特别地,供应链金融在金融集聚水平较低、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的情形中,能够有效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展现出了在薄弱外部环境中强有力的“补短板”功能。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优化、引导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也进一步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绿色中国”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吗——基于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营商环境优化视角探索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基于中国实际,构建纳入地区营商质量的中间品选择模型对内在机理进行挖掘,从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歧视的现实问题入手,将地区、产业与企业数据结合展开多角度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具有一定的金融传导机制,其显著提升了民营制造企业生产率,能够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作用并非依靠民营制造企业融资规模的增长,而是源自长期债务获取能力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本文通过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和国有企业内部金融化问题加以区分,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研究

中小企业是最具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中小企业的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影响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效应和机制。影响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传统金融中存在的结构性错配，驱动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特别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效果在较长一个时间序列上都稳健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内部积累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固定资产投资优化产业升级两个路径有效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的优化发展、中小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民营上市公司CEO法律责任与企业脱虚向实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法律环境的优化,本文聚焦民营企业脱虚向实的现实需要,以2008—2020年为样本区间对CEO法律责任能否促进企业脱虚向实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CEO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时,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更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CEO法律责任的增加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当CEO任期较短、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两者的负向关系更显著;CEO法律责任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对研发创新的挤出效应。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上述分析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