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投制度提高新股定价效率了吗

跟投制度是注册制下开创性的改革实践,旨在保护高度市场化程度下的投资者利益。本文从IPO定价的视角出发,研究跟投制度对新股定价效率的影响,为分析跟投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以2019年7月22日—2021年12月31日1074家A股上市企业为主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相较于保荐券商未跟投的IPO企业,券商跟投的IPO企业抑价率更低。机制检验发现,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扩大投资者意见分歧,是跟投制度降低IPO抑价率的两种渠道。拓展性研究发现,券商跟投提高了市场短期和中期回报率,但也加剧了后市波动风险,并增加了IPO承销费用。本研究对评价注册制下跟投制度效果和新股定价效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券商跟投制度

2023年2月17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实施全面实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全面注册制改革正式实施,目前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已经试点注册制。2023年4月10日,沪深交易所主板注册制首批10家企业上市。那么,在注册制背景下,跟投制度能否有效抑制承销商抬高发行价的行为?作为科创板的制度创新,跟投制度对于券商在承销保荐过程中是否能起到监督责任的作用?在国内中小型券商“抢食”IPO项目的背景下,跟投制度的强制性让人难以辨别券商投资的真实动机,即券商究竞是为了追求短期保荐承销收益,甘愿被制度“绑架”而参与跟投?抑或是看好IPO公司的发展后劲,有意主动参与跟投锁定期长达两年的“战略投资”?     

科创板券商跟投与IPO企业盈余管理

国外资本市场研究表明,券商参与股权投资业务会降低所承销企业IPO发行时的盈余管理程度。我国于2019年开设了科创板,并创新性地要求保荐券商必须参与IPO战略配售以落实保荐机构的监督责任。基于此制度背景,本文以2019-2021年科创板进行IPO的企业样本来考察券商跟投与所承销企业盈余管理程度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券商所承担的跟投金额越高或收益风险越高时,其所承销的IPO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研究表明：在科创板跟投制度下,券商因跟投而承受的经济成本使得券商更有动机去抑制企业在IPO时的向上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且这一影响在低声誉券商和低声誉审计师以及与保荐券商距离较远的企业上更显著,说明该制度对于当前我国不够完善的投资者保护以及公司治理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补充。     

承销商的议价能力影响承销费吗?——基于承销商声誉和公司质量的角度

以2009—2012年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系统性地检验了承销商和发行人之间相对议价能力对承销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承销商声誉越高、发行人盈余质量越差、承销费用越高,这表明随着承销商在承销收费契约中的相对议价能力提高,其获取的承销费也随之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承销商利用其相对议价能力从超募资金中抽取较高比例作为承销费用。     

Pre-IPO券商股权投资:鉴证功能还是独立受损?

Pre-IPO券商股权投资的经济后果是财务研究领域热点话题,具体到中国,Pre-IP券商股权投资是否损害承销商的独立性引起社会公众极大的关注,本文选取2009~2011年中国IPO的样本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发现,整体上,有券商股权投资的公司其上市前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公司,券商早期入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更为明显,有券商股权投资的公司其上市之后会计业绩下滑幅度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有券商股权投资的公司其承销费显著更高,发行折价的幅度明显更大。这意味着作为金融创新的券商股权投资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承销商的独立性,进而导致IPO市场融资效率的损害。     

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与公司盈余管理北大核心

基于我国科创板设立这一重要事件,本文考察了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利用截至2020年底上市的科创板公司作为实验组样本,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控制组样本,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板块公司,科创板公司IPO时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更低,这一结果说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在盈利水平更低、融资约束更大和科创板重点支持行业公司中更显著,而且,科创板公司IPO时面临更低的盈利压力。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和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后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下降得更明显。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不仅影响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也显著降低了公司IPO后一年的盈余管理水平。本文研究在丰富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和公司盈余管理文献的同时,从公司信息披露角度深化了对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理解,并为进一步推进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借鉴。     

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IPO盈余管理影响研究

风险投资参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发的比重逐年上升,数据显示上市公司风险投资机构的参与度由2011年的68.14%上升到2015年的80.95%.基于此,本文以2011-2015年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235家公司为样本,探究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板IPO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但影响程度较弱.风险投资机构和联合风险投资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有抑制作用,声誉较高的审计机构和主承销商的参与也会对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上市公司IPO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往往针对净利润实施盈余管理,分类转移是在不改变净利润的情况下通过核心费用的分类转移、虚增核心盈余的一种盈余管理方式。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会实施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吗?本文以2007-2016年我国A股市场的IPO公司为样本,发现:(1)上市公司在IPO前三年存在显著的分类转移,即通过把核心费用分类转移至营业外支出以虚增核心盈余;在IPO后三年,不存在这一行为;(2)在IPO前三年,上市公司主要通过将营业成本而非期间费用转移至营业外支出的方式虚增核心盈余,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分类转移行为应是权衡多种动机的结果,四大审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一行为。     

资本市场改革助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注册制和核准制的比较研究

本文研究了A股市场注册制改革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基于PSM倾向性得分匹配法，本文定义企业上市前三年至上市后三年为IPO窗口期，选取2015～2022年A股IPO公司作为处理组以及不在IPO窗口期的公司作为控制组，从生产效率、盈利能力、企业规模三个维度比较了注册制和核准制IPO公司的差异。结果表明：（1）从短期效应看，注册制改革导致企业上市前特征发生显著变化：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差但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更能够获得上市机会，并且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2）注册制下投资银行“优胜劣汰”的效应更为突出，只有高质量的投资银行才能协助市场筛选出目标企业；（3）从长期效应看，注册制IPO公司在上市后的成长表现更为优异，有效避免了IPO后的“业绩”变脸现象。     

券商跟投意愿、询价制调整与IPO定价偏误——来自中国科创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科创板跟投制度和9.18询价新规为背景,选取2019年7月22日至2022年5月1日上市的420家科创板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券商跟投意愿、询价制调整与IPO定价偏误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券商跟投意愿对承销保荐公司的IPO定价偏误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科创板询价制调整同样起到了抑制IPO定价偏误的效果,并且对券商跟投意愿与IPO定价偏误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该调整强化了券商跟投意愿对IPO定价偏误的抑制效果。鉴于规定跟投数额对跟投意愿存在直接影响,本文按照规定跟投比例开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5%的规定跟投组中券商跟投意愿的信号作用最佳。建议通过区间化跟投强化券商跟投意愿的信号作用,将询价制中最高报价剔除比例由“不超过3%”明确为“1%左右”。     

IPO盈余管理与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

考察了IPO盈余管理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影响,研究发展盈余管理为正方向、盈余管理幅度越大的企业,越是倾向于聘请小所和同省所进行IPO审计。但并未找到审计费用由此而明显提高的证据。可能原因有二：一是会计师事务所为长期留住客户而对IPO盈余管理放弃收取审计风险补偿,二是IPO企业在上市公告书上披露的审计费用不完整。     

科创板的跟投制度与IPO定价效率——投资银行的声誉视角北大核心

科创板作为试点推行注册制，在询价定价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券商跟投”等制度创新。本文从投资银行声誉角度出发，研究了科创板的跟投制度对新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主板，科创板公司IPO抑价率显著更低，定价效率更高；（2）科创板公司中，投资银行的声誉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显著降低IPO抑价率；（3）在跟投的制度背景下，投资银行同时也是“投资者”，跟投比例越高，其抬高发行价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少；（4）进一步，对于高跟投比例的科创板公司，投资银行声誉机制发挥的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全面推行注册制的背景下，投资银行声誉机制和市场的健康运行相辅相成，应强化投资银行在IPO过程中的信息认证功能，并通过跟投制度形成对投资银行定价的市场约束。     

浅析IPO机制的转变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下的研究

十八大后,证监会明确了"新股发行机制向注册制过渡"的目标。众多的国内外研究学者已经证明,上市公司在IPO中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的行为,且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是同时存在的。当我国IPO发行机制由核准制变为注册制时,由于发行审核制度和定价制度的放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会大大减弱,从而降低其盈余管理的程度。另一方面,法律保护水平的上升和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会从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这是由于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所决定的。     

投资者情绪、承销商定价与IPO新股回报率

在中国式IPO询价发行体制下,承销商没有新股分配权力,而定价市场化改革赋予了其定价权力。面对投资者的过度乐观情绪,承销商的理性选择是利用情绪抬高发行价格,通过收取与融资金额成正比例的承销费用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本文利用强制披露的询价机构网下全部报价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式询价制的运作机理,结果发现:在机构报价形成的股票需求曲线上,承销商实际选择在相对高位定价,发行价格显著高于各类报价均值,而承销商声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定价拔高行为;定价拔高越大,IPO上市首日收益率越低;IPO上市后的交易价格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定价拔高越大,机构配售新股解禁后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越低。     

上市公司IPO前后的盈余管理——以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我国对上市公司IPO有严格的限制,许多企业为了达到上市的目的,通过种种手段进行盈余管理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盈余管理动机。本文回顾并分析了两面针IPO前后的盈余管理,并提出一些启示。     

上市公司IPO前后的盈余管理——以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我国对上市公司IPO有严格的限制,许多企业为了达到上市的目的,通过种种手段进行盈余管理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盈余管理动机。本文回顾并分析了两面针IPO前后的盈余管理,并提出一些启示。     

注册制改革、壳公司估值与盈余管理

本文整理了从2008年4月至2019年2月与我国IPO注册制改革相关的91个事件,并检验了这些事件对壳公司市场估值的影响.我们发现,表明注册制积极推行的事件会显著降低壳公司股价,而表明注册制暂缓推行的事件会显著提高壳公司股价.此外,未涉及发行环节的前两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并不会显著降低壳公司股价,而涉及到发行环节的改革则会显著降低壳公司股价.通过进一步研究注册制改革对壳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我们发现壳公司在注册制积极推行时期会进行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本文对我国资本市场效率损失的相关研究做出了有益补充,有助于理解我国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和在此机制下的企业行为.     

退市制度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基于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分析

我国的创业板市场于2009年正式开启,为新创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融资渠道,但由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出现了发行价格偏高、市盈率虚高、超募率较高、风险较大等突出问题。2012年4月20日,深交所发布修订的《创业板上市规则》,完善了创业板的退市制度。本文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视角,研究退市制度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创业板上市公司有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但退市制度出台前后期间的盈余管理方式不同:退市制度出台前,公司主要实施应计盈余管理;退市制度出台后,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显著增加,且主要实施销售操控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应计盈余管理显著减少。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初步证明了退市制度的有效性,为进一步强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监管提供有效的经验证据。     

创业板市场IPO定价效率研究——来自香港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香港创业板市场IPO抑价现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香港创业板IPO市场定价效率相对较低：风险投资家能够带领风险企业提前上市并得到投资者认同；IPO企业经营年限、价值不确定性及IPO发行时信息处理效率等变量对香港创业板IPO市场定价效率有显著影响：承销商、审计事务所的鉴证功能得不到体现；高效的IPO发行机制有利于创业板IPO市场效率的提高。     

首次公开发行、盈余管理与发审委审核

本文考察了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企业的盈余管理是否影响发审委的决策。我们以2006-2009年成功上市的企业为样本,发现发行企业在上市前和上市当年存在异常高的收益率,但上市后收益率出现大幅下滑。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收益率变化模式是管理者利用应计项目在上市前操纵盈利的结果,而不是来自经营现金流。以我国首次公开发行制度为背景,我们采用2006-2009年申请IPO的企业为样本,发现以保护投资者为目标的发审委在审核过程中考虑到盈余管理因素,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企业越难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