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降低了中国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吗？——基于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碳排放强度是连接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桥梁,因而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中国2013—2021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C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在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三条间接渠道中,只有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能源结构清洁化升级显著,而绿色技术创新渠道还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是主渠道。最后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环境效应分析——以中部五省为例

本文以碳排放为环境问题的典型代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显示：FDI、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均会影响环境污染,FDI还会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间接影响环境污染。中部五省1997-2020年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FDI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也会促进碳排放,而样本省市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当超过一定规模后,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会显著下降;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水平时会显著抑制碳排放,而低于该水平会促进碳排放。建议进一步促进绿色FDI发展、强化环境规制,以使其对碳排放起到减排、控排的作用。     

浅论完善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和衍生结构不良的行业局面,尤其是大多数一、二线城市商品房价格畸高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我国房地产市场所面临众多问题的主要成因之一是房地产税收制度不成熟。本文借鉴美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成功经验,提出完善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的建议,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环境税相关主体利益的博弈及其制度安排

用博弈论研究环境税收制度优化问题,分析环境税中各个参与方的利益格局及其博弈过程,对于设计合理、高效的税收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环境税收制度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纳税人、公众以及政府内部的税务部门、环保部门、财政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尽相同。本文对以上主体可能出现的几种博弈情况做了分析,提出了优化环境税收制度的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了制度环境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源消耗强度是数字金融改善城市碳排放的有效机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进而降低碳排放。(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中,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未起到调节作用。(4)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减税等相关内容的税收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的优化税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现行税收制度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持续的进行完善,这样才能够发挥收税的作用。本文对现行税收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为例

本文基于2008—2019年黄河流域37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并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分布格局为“上游低、中下游高”;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关系为先促进后抑制,即倒U形关系,对周边城市空间溢出呈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黄河流域四类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适当扩大绿色金融覆盖面、丰富绿色金融产品等相关建议。     

构建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思考

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问题。治理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经济所必须重视的解决的问题。税收在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为各国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所运用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因此，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而完整的环境税收制度已刻不容缓。     

完善税收制度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内容税收制度应从总体安排上传导反映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因此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从四个方面完善税收制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我国环境税收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措施

本文对推进我国环境税收制度建设过程中的难点问题——环境税收制度的理论基础、税收政策的设计框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以下思路:应选择多维度的复合理论基础;税收政策设计中应平衡约束性环境税收手段和激励性手段的关系;环境税的征收应坚持中性原则。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优化

税收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税收环境。由于历史原因,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实行不同的税收制度,可能对湾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不同的税收管辖权,可能引发有害的税收竞争;不同的商品税制度,影响湾区内部生产要素流通;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不同,不利于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和人才的自由流动;税收征管制度不同,影响征管效率。为了更好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应正确认识和有效利用湾区内部不同税收制度存在的事实,进一步优化内地的商品税和所得税制度,加强湾区内部的征管合作,提高征管效率。     

人才聚集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是否也能促进我国区域碳减排？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才聚集为中介变量,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我国区域碳排放,且作用机制分析显示,人才聚集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区域碳减排的重要机制;从不同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我国东部、中部地区降低碳排放,而对西部地区碳排放影响并不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兼论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

为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带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生态效率,并引入数字经济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与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抑制生态效率,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导致生态效率退化,而发展数字经济则显著促进生态效率,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生态效率的负向冲击。进一步分区域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生态效率的负向作用更弱;分维度看,其调节效应主要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数字化实现。基于此,文章提出完善制度建设机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政策建议。     

异质性、财政分权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08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和参数异质性的基础上,基于Koenker(2004)提出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其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样本分组的稳健性检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考虑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空间策略性互动竞争行为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依然是显著为正的,而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空间策略性竞争却抑制了绝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增长。     

国内居民消费与经济自主性增长的持续动力

目前我国偏低的居民消费率不足以为经济自主性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本文认为,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个人所得税改革不是关键,税收制度的进一步规范更为重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与经济自主性增长机制的形成有赖于更长期的税收制度建设。     

关于构建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思考

构建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现实理由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提供治理污染的经费;减少污染损失.建立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可行性理由是:有良好的政策基础;有国外的实践经验供我国借鉴;有较完备的理论基础;有较好的政策和运行环境;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有较强的征管力量作保障.构建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建设是要开征环境保护税和完善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与之相应的配套措施应该是:在内部要把环境税制的建设与税制优化改革以及"费改税"结合;外部措施时要与其他部门紧密配合并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其他经济手段、国际交流合作手段、教育手段相配合.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空间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增加,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且稳健可靠;数字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主导型城市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城市样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其碳减排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本地碳减排。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本文基于2013―2019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碳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城市、高金融水平城市中更加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来减少碳排放量。     

财政分权、官员特征与生态效率——基于2003-2017年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2003-2017年我国省级生态效率值,整理全国30个省(区、市)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官员特征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GMM检验财政分权背景下不同官员特征对生态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不同类型官员特征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不论是省委书记还是省长,任期越长、换届频率越低以及具备"乡土情结"越容易促进该省生态效率提高.第二,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官员特征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会进一步扭曲.第三,生态效率存在时间惯性,且区域间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官员政治晋升考核制度提升官员环境治理积极性.同时建立生态效率的长期考核机制,全面评价生态治理效果,从而提升生态效率.     

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长江经济带战略地位日益彰显，如何准确评价其区域生态效率对我国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将长江经济带分为上、中、下游，测算其2005-2019年的区域生态效率，采用Malmquist指数对生态效率进行动态对比和分解，最后建立Tobit模型考察不同影响因素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研究期间内，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下、中、上游呈现阶梯式降低的发展趋势，区域间差异较大，但存在趋同性。区域生态效率的发展趋势并不稳定，技术进步是促进区域生态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而技术效率是制约区域生态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城镇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会影响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生态效率，因此长江经济带各省区之间要建立联合发展机制，大力发展技术创新，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发展新型城镇化，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进而提升整体区域生态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