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创新驱动机制

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大陆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熵值法、GIS空间分析法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化特征,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探究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稳步发展,区域差距有所缩小,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的分布态势,城市群及中心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群与东南沿海地区也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热点区与次热点区;(2)中国数字经济重心向西南方移动,总体呈现出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的分布态势;(3)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模式,总体上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4)科技创新水平对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区域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上处于濒临和勉强协调的等级。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并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提出分析影响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误差模型（SEM）,发现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强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的影响,而政府干预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负向的影响。为提高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协调程度,从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数字技术对工业的绿色化改造和区域差异化施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差异及推进路径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动能、新优势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13—2020年河北省11个城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和Theil指数对河北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和空间差异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河北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但目前仍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存在较大的融合发展空间;河北省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区域内部差异是造成河北省各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各地区要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不断拓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度和进度。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优化视角

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是驱动绿色经济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动能、新引擎。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数字经济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推动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中国实现绿色发展。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采用熵值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阻碍周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2)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还可以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边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分区域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按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顺序递减,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按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顺序递减,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也不显著。(4)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熵值法、协调度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究了2013—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呈现逐年持续上升的增长趋势,但其整体水平依然相对较低,且在区域间存在日益扩大的差异性,具体体现为以高、低融合地区为外围的半包围空间分异格局。(2)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等级以勉强融合和初级融合为主,且表现出由东向西的“高—低”两梯度空间分布格局以及“东部高融合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空间等级演变规律。(3)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以低低聚集为主的聚集效应。(4)驱动因素分析显示,内在核心机制（市场需求、科技创新、数字产业发展）和外在保障机制（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市场环境、政府行为）均能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产生有益作用。     

数字经济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时空格局的影响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水平在时序上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格局,同时空间分布存在明显集聚特征。(2)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本地居民消费升级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对于邻近地区居民消费升级水平也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缩小了居民消费升级的空间差异。(3)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和加速市场化进程,进而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促进数字信息技术与居民消费的深度融合,统筹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地区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推动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升级。     

数字经济、公众环境关注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经济能够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助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中国2011—2019年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使用与满足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六度空间理论的框架下,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公众环境关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公众环境关注是数字经济赋能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的重要中介。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非线性递增的特征,并且具有“本地—邻地”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可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中国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协同引入低碳经济协同效率测度中,刻画中国市域低碳经济协同效率水平及区域差异,采用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的动态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低碳经济协同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和“东强、中次、西弱”分布格局。(2)低碳经济协同效率呈现多极分化趋势,多数城市的低碳经济协同效率水平有所提升,但各地区间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绝对差异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是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文章最后从加强顶层设计、树立“区域标杆”“精准施策”以及加强区域合作方面提出了提升低碳经济协同效率的政策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地域差异,呈东部、东北、中部与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态势;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集聚效应。据此,提出完善绿色创新资源配置、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等实践建议,以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推进。     

中国市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分析及其时空特征

文章基于熵值法测算了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并对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稳步提升。(2)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空间极化趋势明显,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3)区域间差异是中国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总体差异变化不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     

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20年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持续上升态势，碳排放强度则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地区差距明显。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促进地区低碳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地区低碳转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同时，数字经济能够推动相邻地区的低碳转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影响地区低碳转型作用机制关注不足的理论缺口，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剖析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空间溢出特征，为地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借鉴。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及空间收敛性分析——基于企业大数据的考察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质量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大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分析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特征，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其区域差异，并使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考察其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呈“U”型发展趋势，全国数字经济产业呈现“城市群带动、沿海大集聚—内陆小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热点表现为“东强西弱，南热北冷”，各城市群呈现“多核心集聚”的空间格局，沿海城市群连片集聚，内陆城市群离散集聚。(2)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差异存在加速收窄特征，东中西部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间差距的贡献，南北方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内差距的贡献。除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上升外，区域间差距总体趋于下降。(3)全国及各区域存在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且条件β收敛下各区域收敛速度更快，西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现象。     

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水平测度、时空分异与动态演变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07—2020年30个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转移概率矩阵从时间、空间多角度、多层次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演变趋势、空间分布特征与不同状态下的转移概率。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区域呈现由东部—中部—东北—西北地区降低的阶梯分布特征,存在空间集聚现象;经济发展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差异表现为缩小态势;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存在极化现象,同时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区域投入产出数据,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与识别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及二次指派程序(QAP)对中国数字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整体网络"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并呈现出密度提升、关联程度提高的趋势.根据不同省市在关联网络中的位置,可将整体网络划分为双向溢出、净溢出、净收益与经济人四大板块.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受消费水平、产业结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水平、开放水平、移动端数字设备相对差异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