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机制研究

产业集群是空间上接近的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而形成关联的群体。产业集群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并使其向一定的区域集聚，而这种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扩散效应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则成为吸纳这些要素的容器，扩大了市场的容量，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有效地支撑了产业集群的发展。     

空间效应视角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基于28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分析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双循环"战略的现实背景,基于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空间效应视角下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经济集聚与本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呈"倒U"型关系;与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水平呈"倒U"型关系,与盈利能力呈"U"型关系.同时,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利用指数衰减空间权重矩阵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有效作用范围分别为450km和550km.本土市场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是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其中,本土市场效应存在负向作用,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存在正向作用.本文以空间效应视角为切入点,为理解"双循环"战略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业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机理和国际经验

获得外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学习创新效应、文化品牌效应,是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基本动因。概括了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国际经验,提出服务业集聚发展是实现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区域服务业体系的整体功能和创新能力之重要依托;服务业集聚发展是培育网络化的服务业产业体系的重要载体,也是发展壮大服务业、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支撑;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引领力量,也是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的重要载体;服务业集聚区是城镇功能疏解和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也是深化产城融合、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托;区位条件、市场需求、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环境等是服务业集聚区形成发展的基本原因,但政府规划和政策引导的影响往往也是举足轻重的。     

县域城镇化的创业效应——基于政府和市场的多维分析

加快县城建设对于提升中小城市承载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要素集聚理论为基础,利用2013年后的撤县设市为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对当地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升级为县级市后当地每年平均增加了92家工商企业。将创业效应进行分解后发现,撤县设市对超过50%的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批发零售业中的创业效应最强,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的新增企业最多,每年超过35家。机制分析表明,县级市通过主动增加土地供给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好的创业环境和外部支持,提高了县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能力,激发了居民创业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县域城镇化的创业效应依赖于被撤县的空间位置和人口规模。文章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视角进行研究,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有益的政策启示。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产业升级——基于“人”和“地”要素的分析

文章在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以2006—2020年全国地级市为样本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进行评价,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方法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的产业升级,但西部地区除外；（2）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提供了支持,围绕城镇化关键要素的人力资本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对此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受到人力资本配置的强化影响,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趋势不明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突出的“规模偏向”特征,由此产生的“虹吸效应”挤压了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依托城镇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空间。文章结论为发现中国转型阶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并为新趋势下由产业升级的空间失衡和城镇化“功能鸿沟”可能造成的区域差距扩大给予了政策启示。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素,而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积极探索。以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有序扩散、强化试点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并扩展作用路径、设计科技金融政策梯度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城市群产业发展

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已不可持续,为此“十八大”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可以通过要素空间集聚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为例,解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集聚的外部经济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在要素集聚和分散的自由流动中城市群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最终实现不同层级城市的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未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体系构建中,应发挥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才和产业的双向互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促进地区产业发展.     

义乌市专业市场与城镇化发展互动关系

义乌拥有我国最大的小商品专业市场,在专业市场的带动下,义乌由一个不起眼的农业县发展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中等城市和国际商贸中心,形成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和模式。文章采用实地调研、理论分析和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义乌市专业市场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义乌市专业市场和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关联性。接着,探讨了义乌市专业市场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机制,其中专业市场推动城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专业市场带动人口集聚,促进产业集聚,驱动产业升级,推动城市空间演变。城镇化加快了生产要素的集聚,推动地区消费水平提高,促进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专业市场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最后,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等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分析义乌市专业市场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专业市场成交额和城镇化率之间有着正向的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专业市场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城镇化也是专业市场的格兰杰原因。     

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民工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以贵州省织金县为例

选取城镇化速度较快、从国家级贫困县一跃而成黔中经济强县、具代表性的贵州省织金县为案例地,基于人口和土地两个方面的5年间城镇化数据,从村—镇—县三级地域研究回流农民工对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县域城镇化过程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回流农民工是县域城镇化的主体,现阶段具有回城回镇难回村的特点,且存在诸如"中青离家老后回"等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性特征。②回流农民工对县域城镇化过程有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县城大城区和乡镇小镇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以及不同乡镇的差异性空间效应,充分反映贵州山地特色城镇化过程,是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县域回流农民工的就地就近城镇化。③行政驱动型、交通驱动型和产业驱动型是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民工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空间效应的三种外溢模式。     

新型城镇化政策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多重链式中介模型的实证检验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手段,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282家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法研究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同时构建多重链式中介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其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发现,新型城镇化政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同时,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累积——推动创新驱动”的链式中介渠道推动其合理化发展,发现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分别存在双重与三重门槛。     

设计创新驱动下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机理研究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与技术创新一样,设计创新对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也发挥着积极驱动作用。基于设计创新特征与效应表现,结合企业转型升级的内涵目标,搭建了二者之间的作用桥梁,从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以及生产要素配置4个方面构建了设计创新驱动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模型,提出设计创新不仅促进企业从制造、组装等低附加价值环节转向研发和营销等高附加价值环节,而且有利于从源头激发企业整条创新链活力,促进生产要素组合优化,进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推动转型升级。     

基于系统论视角的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机理分析

本文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的系统论内涵出发,分别从城镇化通过作用于资源要素供给结构优化、消费需求总量增大与消费结构高级化、地理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最大化拉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演进通过生产要素的部门和空间转移影响城镇化,以及产业结构内部与城镇化的作用机理三个方面探究了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机理.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从集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金融资源集聚对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不仅能合理定位金融资源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还能为进一步制定合理的支持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参考。本文认为,金融集聚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涓流效应促进金融中心及其周边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并辐射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析

科技创新需要金融创新提供保障,金融的稳健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给予支撑,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首先阐释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效应及其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其次基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标,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构建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模型;进而以201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为例,经验分析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银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明显,保险业也较强,其他金融活动没有想象中的明显,而证券业不明显,并据此提出推动我国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新问题

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在市场配置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但目前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如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面临发展模式粗放、产业发展推动力不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受阻等问题。因此,促进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必须转变城市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升级、改革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问题。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城乡统筹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未来城镇化建设方向。政策的制定要关注和促进要素流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提高要素利用效率等,保证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国大型企业原始创新的动力中介路径搜寻

搜寻大型企业原始创新的具体路径,有助于为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升级提供更清晰的逻辑脉络。为深度剖析大型企业原始创新的动力作用效果和路径,在运用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各主要动力源对企业原创活动驱动效果的基础上,借助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搜寻动力中介效应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主要存在企业自动力交互驱动原始创新、企业自动力带动需求导向拉动力、同时部分带动政策导向推动力驱动原始创新、需求导向拉动力带动企业自动力驱动原始创新、政策导向推动力部分带动企业自动力驱动原始创新这四种动力中介效应路径形式。外部动力交互驱动原始创新作为企业原始创新的重要支撑路径,亟待开拓。     

区域绿色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绿色金融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故本文从区域视角探讨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本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绿色金融的溢出效应，并分别讨论“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与“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1)区域绿色金融既支持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对周边地区产生良好的溢出效应。(2)“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与“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均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来看，前者的支持效应更为显著。(3)东部地区以“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为主、中西部地区以“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为主，对高质量发展起到支持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区域绿色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省际边缘区城镇化水平变化特征及动力系统研究——以安徽省宁国市为例

根据区域城镇化内涵和省际边缘区特点,从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和基础设施4个方面,运用熵值法,分析了2000—2009年皖浙省际边缘区宁国市城镇化水平发展变化趋势,发现近10年来宁国市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以经济和基础设施城镇化为主要特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浙江块状经济传导和波及效应的反映,基础设施的快速完善表现为对前期滞后状态的一种补偿性异速增长,人口城镇化不明显,是其边缘区位对人口集聚引力弱的反映。进一步分析得出:边界效应作用力是省际边缘区城镇化独有的基础动力;主导动力中的政府行政力是最重要的内生动力;周边中心城市和毗邻城市强烈的相互作用是辅助动力;最后构建了省际边缘区城镇化的动力系统模型。     

我国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升级政策经历了数量扩张型、质量提高型和创新驱动型的演进路径,但科技创新仍未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由于创新与产业升级互为作用,因此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仍是我国今后产业升级政策的目标和重心。我国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通过增强产业创新动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来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优化科技中介组织,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是未来我国鼓励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政策的引导方向。     

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

信息技术升级培育了信息产业新业态，提升了全社会的创新效率，也催生了数字经济。针对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呈现的南北方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加大的特征，以《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为政策评估对象，结合2010—2019年62座城市的数字产业发展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从数字产业生产要素集聚程度、数字产业化规模、数字产业价值化水平三方面，测度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并佐以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理论，剖析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实施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政策加速了数字产业人力资源、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的区域性集聚，壮大了区域性数字产业化规模，但对区域性数据要素的产业贡献水平和产业价值化水平的提升无显著影响；同时，相关政策实施的净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政策实施对南方地区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产业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北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