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抑制其过度投资问题;(2)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的方式加强对重污染企业的债权治理,缓解代理问题和迫使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政策效果在国企与民企、是否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为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的绿色效果及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例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从政策的动态效应上看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该政策促进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抑制重污染企业金融化——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抑制重污染企业金融化是值得细究的问题。本文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以2008—2021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债务期限结构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过程中具有中间机制作用:融资约束会增强重污染企业的“蓄水池”动机,促使重污染企业增加货币性金融资产配置;而债务期限缩短则会减弱重污染企业的“资产替代”动机,抑制重污染企业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此外,由于持有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收益远低于风险性金融资产收益,因此从金融渠道获利角度考虑,绿色信贷政策可有效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在防治污染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双重目标下,本文不仅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评估研究,更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如何防范信贷资金“脱实向虚”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从企业投资的角度考察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地区企业更为显著.作用机理检验表明:绿色信贷通过缓解代理问...     

末端治理还是绿色转型?--绿色信贷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对重污染行业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有限制其扩张落后产能的功能,还有支持其绿色转型的功能。然而,当前对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行业企业落后产能扩张方面,对绿色信贷是否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缺乏关注。本文从企业环保投资角度探讨了绿色信贷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投资水平,但对其末端治理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体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资金投向的“引导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和国有企业更显著。增加借款规模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重要途径,绿色信贷无法通过降低借款成本和改善借款期限结构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发现为全面理解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能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吗

绿色信贷是助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挤出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并且挤出效应在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良好或享有政府环保补助时,绿色信贷政策能激励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减少长期贷款和企业研发支出的途径抑制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配置作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股票流动性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吗?

通过分析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4—2018年的数据发现,股票流动性加剧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并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成立。另外,股票流动性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效果在分析师关注程度较低和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的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股票流动性通过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视角,为合理引导股票市场流动性,防范未来的股价崩盘,维护股票市场稳定性提供了政策参考。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多期双重差分验证

商业银行支持绿色发展和防范风险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吗？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64家商业银行数据构建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可以有效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政策效应存在3年的滞后性;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削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风险,但对非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影响并不明显;增加绿色信贷份额可以增强商业银行流动性及创新性,进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投资者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抑制还是加剧?

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投资者关注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客观表现和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度的提高会显著加剧下一期的股价崩盘风险,存在“关注度的崩盘效应”;分组检验发现,关注度的崩盘效应仅在机构持股比例低的公司和市场处于牛市状态下存在;路径检验发现,投资者关注不存在信息路径,没有改善公司信息透明度,但存在部分的情绪路径,提高了股价同步性和投资者情绪,从而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建议监管部门重视投资者关注对股价带来的冲击,通过进一步提高机构者持股比例,缓解情绪过热导致的定价错误程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论文以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异质性检验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全要素生产率、国有、大规模、资本密集型、高固定资产占比和西部地区企业的投融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改进的绿色信贷政策效果更好,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负面影响更小。论文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改进提供了新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提升了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北大核心

大力推进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重要的助推器。本文以原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39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率,但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效率,最终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的中国经济实践证据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研究,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两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两高”企业主要污染物SO₂排放量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高是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两高”企业SO₂排放量的主要途径。此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果。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为切入点,选取2008—2015年沪深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样本,研究目标是针对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所有符合要求的企业,建立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指引》的颁布通过信贷约束渠道给重污染类型企业的经营绩效带来了负面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下重污染企业的战略回应——基于“战略背离”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实证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战略背离”(企业关键战略资源配置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的战略背离存在约束效应;绿色信贷提高重污染企业的转型意愿,但限制其转型能力;区域产业依存度及包括资产专用性和内部资源禀赋在内的企业自身特征均会发挥异质性作用。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在重污染企业转型能力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其生产效率会显著提高,实现其“效率变革”。     

ESG评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使用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分析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水平与股票市场价格崩盘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2)机制检验表明,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能够促进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比例,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机构投资者将会释放更多积极的股价信息,对资本市场产生积极效应,并促进投资者进行合理的投资决策,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大规模上市公司,其ESG信息披露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更强。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治理

绿色金融是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作为我国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绿色信贷如何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我国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重污染企业改善环境绩效，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种正向影响是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实现的，并非是缩减生产规模的结果。进一步对绿色信贷政策改善环境绩效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良好的环境绩效对企业提升经济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选择环境战略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还是转型激励？——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构建实验样本,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结果发现：绿色信贷形成的融资约束抑制了TFP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大于投资价值和研发投入对TFP的促进作用,从而导致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产生显著负面影响。鉴于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特别是加强对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融资支持,通过约束与激励相结合以更好地提升企业TFP。     

绿色信贷政策会恶化会计信息质量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自《绿色信贷指引》实施以来，其政策效果备受关注，这一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刺激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心理，他们会通过进行盈余管理来追逐绿色信贷资金，从而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重污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导致重污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同时，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两职合一的企业以及雇佣一般审计机构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通过加重企业融资约束这一渠道，降低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据此，只有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并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绿色信贷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才能得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