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环境保护投融资问题研究

近年来,环境保护问题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国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企业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融资与投资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企业环境保护的融资渠道狭窄、投资力度仍显不足、“三同时”制度运行效益较低等。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保护投融资一些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得以成功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稳步走向世界,它们在促进我国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障碍与困惑。基于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环境保护方面显现的问题,把环境保护工作摆上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位置,完善对境外投资的体制机制,必将既为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创造条件,也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绿色金融体系构建

近年来,绿色金融成为了国内外金融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其本质在于正确处理金融业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目前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绿色金融理念在中国得到了推广,要在中国成功发展绿色金融,必须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从树立绿色金融理念、加强制度建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强化绿色信贷机制、支持环保企业直接融资等方面积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口径调整方案研究

我国环保投资统计口径存在的问题为：环保投资概念过时：现行环保投资统计口径范围不全,环保投资统计数据库亟待完善：现行环保投资口径内组成要素时间表征不一致：对应急项目投资的常态化估计不足。为此,必须调整我国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口径,调整的标准为：投资的结果属于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范畴;项目具有直接的污染物削减效益;项目投资应为全额环保投资。调整后的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口径框架特点为：统计对象由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扩展到包括环境保护能力投资和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属性由固定资产投资扩展到包括环境保护项目运行费用,由固定资产投资的概念扩展到项目投资的概念：环保投资概念由广义缩小为狭义。相应地,提出了环保投资统计技术路线改进建议和环境保护投资统计对象的具体界定。     

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质量

以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平台，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即该政策变革具有创新外溢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投资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抑制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管理者股权激励强度两种潜在机制推动企业创新质量的改善。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反映在民营企业、存在银企关系的企业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之中。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检验了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为进一步推动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民族地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研究

目前,关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如何优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系统考察民族地区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作用机制,金融抑制是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突出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问题又是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文章探讨了民族地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框架体系,包括建立持续的财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体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公私合营投融资运作模式、健全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及持续灵活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补偿和激励制度,以期在投融资机制上保障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     

集中化银行业结构与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金融投资收益的视角

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融资成本与金融投资收益两个角度切入,具体分析了银行业结构变化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中介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结构的去集中化将有效缓解企业金融化问题,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抑制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的发生。在进行若干稳健型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成立。同时,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结构去集中化一方面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实体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去集中化挤压了企业金融投资收益,降低了企业金融化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去集中化,不仅能够带来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下降,导致企业实体投资水平的提高,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此外,国有企业受银行业集中化对其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比民营企业小。     

利率市场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鉴于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的收益存在巨额利差，目前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而利率市场化正是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由市场力量锚定资金价格，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会逐步破除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的利差鸿沟。选取沪深A股上市的实体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利率市场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利率市场化会通过提高实体企业负债合理性、缩减金融投资超额收益及加强银行债权治理三条路径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     

风险投资驱动企业“脱虚向实”了吗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那么风险投资能否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区域企业中。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被投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改善并未促进企业金融化，而是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丰富风险投资与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研究，证明风险投资能够驱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对政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金融回归实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金融体系构建

近年来,可持续金融理念在全球形成了潮流,其本质在于正确处理金融业、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目前这一理念在中国得到了推广,要在中国成功发展可持续金融,必须从树立可持续金融理念、强化绿色信贷机制、创新环境金融产品、加强制度建设和培育可持续金融文化等方面积极构建可持续金融体系,实现金融业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弥补研发投资市场失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2015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增加内部现金流缓解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通过提高主业业绩削弱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从而抑制了金融化。与国有企业和成熟期、衰退期企业相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能够抑制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的金融化。本文从金融化视角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作用效果，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对于重塑金融化政策范式，进一步科学优化政策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浅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18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现了由排污费向环境保护税的历史性发展。文章聚焦于该法律推行前后环境保护税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研究企业规模、政府补助、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这三个调节变量对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规模和政府补助在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环境保护税对不同地区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内陆地区,环境保护税显著弱化了沿海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政府投资战略研究

作者认为，政府投资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动力受其两类投资战略是否确定的影响：一是受生态安全投资战略是否确定的影响，二是受生态与环境经济投资的乘数效应战略是否确定的影响。本文探讨了政府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这两种投资战略和有机结合的三种方式及其相应的投资力度等问题。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地区金融发展、异质性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分布特征,利用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及中国地级城市金融发展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金融发展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及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的提升使金融投资对实业投资存在挤出影响,且挤出影响大小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如规模和所有制形式等。金融资产逐利和经营避险是地区金融发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两条途径,区分样本地区异质性后,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则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缓释渠道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形成了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进入拐点后,中国及地区资本流动性的结构性下降是产生这一影响机制的深层原因。     

金融周期、企业金融化与投资风险——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

金融周期中金融变量的波动会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而目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作为备受各界关注的现象,是否也会受金融周期波动的作用?本文基于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周期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和企业金融投资风险的关系,并得到了如下结论：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与基于广义信贷的金融周期具有同方向性,而企业利用金融周期扩张贮存流动性是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动因;金融投资风险占企业总风险的比重也会随着金融周期的扩张而上升,而金融周期扩张对企业金融化的加速效应是其重要原因,即金融扩张带来的市场风险也会传导至企业,企业金融投资活动是这种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媒介。     

税收征管与企业金融化

税收征管不仅发挥了保证国家收入、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会对企业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这一准自然实验,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给企业运营带来冲击,通过现金流机制和成本机制激发了企业储蓄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现金流冲击大和实体盈利能力差的企业受到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增加了短期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投机动机、提高了企业的实体投资效率。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经济后果和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增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提供重要的思路。     

薪酬管制会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偏好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15年“限薪令”总体提升了国企实业投资水平，抑制了金融投资倾向，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从具体投资类型看，实业投资的扩大主要以创新投资带动，对金融投资的抑制主要来自短期金融投资减少；影响机制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通过激发高管长期动机，增强高管努力程度来影响国企投资偏好，而股权激励会对薪酬管制下的国企“脱虚向实”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对竞争型国企的投资偏好影响显著，而对垄断型国企没有影响；三次薪酬管制对比分析得出，2009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没有影响，2012年“八项规定”和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存在同方向影响，但影响效果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本文的研究为当前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和国企“脱虚向实”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对策论

通过叙述我国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现状 ,剖析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影响环保产业发展的内部、外部因素如政策、法律、经济、技术、市场等方面 ,提出我国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的战略和对策 ,即顺应市场经济的形势 ,遵循市场规律 ,利用经济杠杆 ,提高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 ,按照“谁污染谁负担”的法律原则 ,使污染治理向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转变 ,建立“谁投资谁受益”的机制 ,使社会资金向环境保护合理流动。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使环保产业市场向社会多元投资转化 ,将环境保护由公益行为变成企业行为 ,将污染治理由被动转为主动 ,环保投入由无效变为有效 ,形成环保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大幅度启动环保市场 ,加速污染治理的进程 ,振兴环保产业。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一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降低了实物资本投资,并且实物资本投资水平的下降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就业的部分中介因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大。本文的研究为金融化影响就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完善稳定就业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