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

本文以2007~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攀比的心理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高管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的中位数越多,即高管进行薪酬攀比的动机越大,企业未来避税的程度就越高,且这种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避税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薪酬攀比会促使高管通过向下应计盈余管理而非向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影响企业避税,同时也发现高管薪酬攀比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避税的微弱证据。基于避税结果的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攀比强度越大,高管通过避税获取的在职消费就越多。上述证据表明,薪酬攀比心理是高管实施避税寻租的重要诱因。     

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陆港通这一外生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制度发挥治理作用的潜在途径是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产生股价信息反馈效应,促进股价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指导作用,或者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压缩高管超额薪酬的攫取空间。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的有效性,但是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受到管理者权力的强烈约束。上述研究不仅是对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超额薪酬领域研究的有益拓展,而且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相关制度建设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公司治理环境对高管减持获利性的制约作用研究——基于中国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部人交易相关理论,笔者以2010年~201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减持交易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高管减持所获超额收益与公司治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减持能够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并且高管减持的超额收益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与地区法制环境、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的关系不显著,这表明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遏制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的信息获利行为,而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差异对高管通过交易获取超额收益的影响不大。     

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

对于中国这一权力文化色彩较浓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研究高管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商业信用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本文主要研究高管权力对商业信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产权性质以及经济周期、企业行业地位和成长性三个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对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关系的影响.采用1999-2012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高管权力的增大会降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规模;企业的国有产权属性能减弱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企业的市场地位越高、成长性越好,高管权力降低商业信用的程度越小.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权力的增大会导致商业信用减少的恶劣后果,高管权力是影响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丰富了高管权力和商业信用融资两方面的理论研究,对抑制高管权力过度膨胀、降低信用风险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均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高管职位特征、机构投资者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职位特征（任期、薪酬）以及机构投资者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职位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任期越长、货币薪酬越高，企业研发动力越强、研发投入越大。然而，在机构投资者有效监督的环境下，当高管任期越长、短期货币薪酬越高时，出于研发失败风险导致未来职业声誉受损和被替换风险的考虑，高管会倾向于规避风险，反而不利于企业研发。政策意义在于：董事会和股东应当将长短任期和薪酬机制有效结合，当研发失败导致业绩下滑时审慎地对高管作出处罚，解除高管层的后顾之忧，增强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     

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差别化的影响

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开展R&D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的差别化问题,同时还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补助这两个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更偏向于在科技发达国家进行R&D国际化;高管海外经历和剔除与科技创新无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均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国际化董事会是高管自利行为的“避风港”还是“防火墙”?——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将高管自利行为划分为显性自利和隐性自利两种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在"纵容"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同时能有效抑制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显性和隐性自利行为的约束作用均会相应增强,激烈的市场竞争则会显著削弱国际化董事会的监督功效,而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揭示,国际化董事会既能成为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避风港",又能够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发挥"防火墙"功能,并且可能在异质的治理情景下呈现两种角色的相机转换。     

在职消费、制度环境与股价崩盘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7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高管在职消费提高了公司股价未来崩盘的风险;二是制度环境对高管在职消费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有抑制作用,即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其注册地所在公司在职消费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越不显著。为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金融危机,必须加强我国制度和政策对企业高管的约束,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规范高管在职消费支出,培养优质经理人。     

高管腐败、内部控制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选取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海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异质性角度，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行为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存在增加投资谋取私利的动机，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行为会显著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当考虑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时，内控控制水平越高，上市公司越可能更谨慎地制定投资决策，因此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同时，企业内部控制措施可以调节高管腐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抑制高管腐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基于所有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在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上述影响更显著。     

“严监管”下审计监督的个体治理效应*——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研究

本文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研究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发挥的个体治理效应。采用2007—2017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本文以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严监管”背景下审计监督对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个体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2013年开始的“严监管”时期。这一结果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负向关系不仅受到审计监督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国有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最终,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因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引致的公司价值减损和股价崩盘风险。     

所有制、行业垄断与高管薪酬差距——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高管薪酬数据为样本,检验所有制性质和行业垄断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但是,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同,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高管薪酬水平越高;而对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其高管薪酬反而越低。原因在于,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不同,国有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来自政府赋予的对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垄断优势,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获取垄断地位。     

公司高管减持同伴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高管大批量集中减持现象一直倍受市场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内部人信息优势和公司治理等内生因素对其减持行为的影响,较少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同伴效应视角,研究同伴公司高管减持对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外生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现象。同时,高管减持同伴效应受环境不确定性、行业或市场地位和高管职位层级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该同伴效应对公司、行业及地区三个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清仓式减持会引发更严重的同伴效应现象,并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本研究对内部人交易监管和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等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多任务委托代理、考核难度与金融机构薪酬激励——基于保险业的证据

金融高管在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行为本质是股东和监管机构作为任务的委托人,向高管提供的激励程度差异性的体现。文章采用H&M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利用2018—2019年中国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调研数据,创新性地加入考核难度因素,考察了高管在经营绩效和合规性治理两项任务背后的激励动机。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受经营绩效的影响呈现“放大效应”;提高合规性治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超额薪酬,且国有企业在薪酬控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考核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提升合规性治理水平,容易形成“制度落差”,进而会降低高管的基本薪酬。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金融机构厘清薪酬激励效果的作用路径和完善合规方式,有助于为监管部门优化考核方式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薪酬因素对中国企业国际成长的影响:董事与高管的视角

在对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治理结构等理论,提出了董事和高管薪酬对中国企业国际成长影响的相关假设,然后运用电子信息百强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后发现,董事薪酬与中国企业国际成长负相关;高管薪酬与中国企业国际成长正相关。     

债务融资与高管薪酬:承诺还是掠夺

以往研究认为,当公司具有财务杠杆时,股东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目的是限制高管的风险转移激励,降低债务代理成本。我们认为,这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降低,其目的更可能是股东在利用债权人承担企业业绩较差时高管次优行为的成本。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数据可以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负债水平负相关,且高管薪酬粘性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很好地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而且还发现,股东在利用债权人承担高管次优行为成本的同时,鼓励高管进行风险转移,进一步掠夺了债权人的财富。     

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团队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稳定性对于企业防范重大风险、保持平稳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高管团队稳定性的提高能够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而降低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进一步地,稳定的高管团队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并购整合能力和并购绩效,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本文对于上市公司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企业的盲目并购和损毁性并购行为,提高并购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高管的风险态度与股权激励方式选择*

公司如何选择有效的股权激励方式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06—2016年中国A股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高管的风险态度差异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的风险回避倾向越强,公司越倾向于授予风险较大的股票期权方式激励高管,以激发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公司则越倾向于采用风险较小的限制性股票期权方式进行激励,以削弱高管的过度风险追求倾向。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股权激励方式基于风险承担与高管的风险态度相匹配时,公司会有更好的业绩表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激励契约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高管过度激励、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讨论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证实,由于边际递减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所谓的过度激励,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促使企业高管开展国际化经营方面的作用迥然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