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关注提高了企业的ESG表现吗

以2011-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分析师关注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并且这一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信息透明度低和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分析师外部监督作用发挥的直接效应和其信息中介作用吸引的特定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间接效应协同发力,共同促进了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分析师关注在提高企业环境和治理分项得分方面的表现突出。此外,分析师调研以及调研过程中的绿色关注都对企业ESG表现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证实了证券分析师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也为政策制定者构建企业ESG相关制度提供了决策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金融科技“赋能”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信贷配置与监督的视角

金融科技是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导向下,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何影响？文章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金融科技“赋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主要表现为绿色专利数量的显著增加,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既能在“事前”提高绿色信贷配置效率,促进绿色信贷供给,又能在“事后”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提升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和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的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赋能”,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力,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资银行进入与公司投资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抑或抑制代理冲突?

外资银行进入既能缓解融资约束,也能抑制代理冲突,那么外资银行进入究竟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呢？文章运用2005-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可显著提高公司投资效率,而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公司中更加显著,表现出明显的“选摘樱桃”效应;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银行进入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整体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抑制代理冲突提高了公司投资效率,而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加显著;在民营企业中,外资银行进入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投资效率,而在国有企业中,外资银行进入则通过抑制代理冲突来提高投资效率.文章补充和丰富了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如何更好地引导外资银行进入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提供了参考.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区域绿色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绿色金融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故本文从区域视角探讨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本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绿色金融的溢出效应，并分别讨论“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与“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1)区域绿色金融既支持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对周边地区产生良好的溢出效应。(2)“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与“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均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来看，前者的支持效应更为显著。(3)东部地区以“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为主、中西部地区以“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为主，对高质量发展起到支持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区域绿色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我国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一个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的实证模型,对我国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1999年￣2003年的投资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在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实践中存在,但不同公司所受融资约束程度不同,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从而鼓励投资,这种效应对于受融资约束程度较严重的上市公司尤其显著。     

风险投资驱动企业“脱虚向实”了吗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那么风险投资能否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区域企业中。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被投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改善并未促进企业金融化，而是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丰富风险投资与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研究，证明风险投资能够驱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对政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金融回归实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分析师跟踪、所有权性质与融资约束——基于不同产权主体的研究

本文运用2005～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欧拉方程投资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分析师跟踪变量,通过观察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变化以验证我国证券分析师是否具有缓解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的功能。研究证明,证券分析师可显著降低政府干预较少的国有控股公司高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从而有效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对于政府干预较为严重的国有控股公司及民营控股公司,由于高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主要是由于代理问题引起的,证券分析师未能显著降低由代理问题引致的高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即不具有监督功能。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本文研究结果为上市公司管理层关注分析师跟踪,进而有效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盈余管理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宏观经济发展与微观企业决策的重要来源和依据。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产业政策为切入点,采用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机理以及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高企业市场预期以及引致新闻媒体关注,进而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相比于应计盈余管理,产业政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调节作用检验发现：分析师关注可以加快产业政策信息的有效和准确传递,降低企业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因而强化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揭示产业政策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激励作用以及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放大器”功能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引导分析师信息传递和价值发现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投实”抑或“向虚”

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可以显著引导企业投资结构更加偏向实体投资，表现为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A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实体投资，同时抑制金融资产投资。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外部监督渠道和实体投资成本渠道，增加企业信贷融资规模、降低盈余管理以及缩小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对收益差距，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能够发挥更大的“投实”激励效应，对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有益的补充。上述研究结论为通过纳税信用建设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实现“双赢”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研发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来自新能源企业的实证

主要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以及专利强度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2008-2018年228家新能源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有正向影响,即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产生光环效应,增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机会;②专利强度显著正向调节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与企业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关系,而对企业获得股权融资则无显著影响,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更关注企业创新能力。     

税收优惠、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税收优惠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2）融资约束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融资约束下,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当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多策组合”的税收优惠体系赋能企业绿色发展。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基于组织韧性中介效应的检验

疫情发生以来,企业经营活动受挫,发展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融资约束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作为金融创新服务的供应链金融能否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201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验证组织韧性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组织韧性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如何借助绿色金融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资金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门槛限制企业融资，倒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成立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政府支持、信息不对称与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约束

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外部投资者与文化创意企业的信号博弈模型,分析了包含企业质量信号的政府支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上市文化创意企业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系统地评估了政府支持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持能够显著地降低文化创意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该影响具有异质性。首先,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减弱,政府支持的政策效应也越弱;其次,政府对文化创意企业的支持强度与其政策效应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政府支持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缓解文化创意企业的融资约束;东部地区政府支持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而中西部地区政府支持的政策效应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