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基于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广泛的经济效应,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提升,经过内生性分析、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剔除特殊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可通过收入增长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与数字素养提升效应三种作用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全面拓展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新动能。在构建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多维度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机制检验证实，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其中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较人力资本更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赋能效应呈现出“中西部>东部”的总体态势；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表现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就越明显。分维度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现代化，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力更强劲。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文章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期区域创新水平上升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上一期发挥促进效应。第二,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当期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和上一期区域创新增加均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IV因果中介效应回归表明,数字经济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区域创新具有中介效应。第四,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效应,但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会显著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围绕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展开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机制,然后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中介变量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机制;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效应显著,还能够通过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创新能力的传导效应间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强,依次为人力资本、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实力相对较强的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更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应重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还应该关注其间接赋能机制。     

数字经济、全劳动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进入深化发展与共享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的驱动作用不断增强,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测度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方法等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全劳动生产率下降,加快劳动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生产性部门向欠发达地区非生产性部门的转移,削弱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主要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并且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存在政策阶段性和动态性。基于此,从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数字劳动者人力资本和强化数字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数字产业化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效果最强;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的作用在西部与东北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市场结构,间接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正向影响本区域内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还能够辐射带动邻近区域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     

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CRITIC方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为正“U”型非线性影响;其机理在于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非数字科技创新挤出效应、数字科技创新促进效应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效应;非数字科技创新挤出效应即财政科技投入促进了非数字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而抑制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科技创新促进效应即财政科技投入提升了数字科技创新水平,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效应即财政科技投入有力推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有助于财政收入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对增强地方财政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地方财政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地方财政韧性,且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且由于地区间缺乏统筹协调,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财政韧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需要多措并举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协调的关系,助力地区间财政韧性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多重影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建设数字中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可见,加快数字化发展、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已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复苏的重中之重。本文建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通过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可通过促进创新产出和提升创新效率来实现;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以及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均能促进该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不能促进该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不能促进该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基于此,笔者提出,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缩小数字鸿沟和城乡区域差异,全面提升创新效率,促进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要引进和培育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不断提升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和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等政策建议。     

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其对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效率、结构、区域布局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基于全球125个东道国（地区）样本2003—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倾向于投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地区）,而且在那些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自由度特征的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OFDI的作用也更大;Ward系统聚类、自然断点分组结果显示在东道国（地区）,只有较高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才会显著促进我国对东道国（地区）的OFDI的增加;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贸易成本效应、投资便利效应两个重要渠道作用于我国OFDI;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地区OFDI产生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不会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而衰减。     

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数字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1—- 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结构以及城镇化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有限,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且仅在东西地区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其数字化程度却产生明显抑制效应;仅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影响。高城镇化率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低城镇化率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且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数字金融监管,促进数字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圈与城镇化建设,强化数字金融在省际之间的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机制识别与空间溢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有形与无形之手能否协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基于中国275个城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我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空间效应的有效性。研究发现:①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均可提升本地创新水平;②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均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二者存在一定的抵消,财政科技支出在推动本地创新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其它关联地区的创新发展,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发展虽然可激励本地创新,但对其它关联城市的创新发展有一定抑制性;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弱化了财政科技资金的创新效应,即财政科技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二者对城市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新动能，这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两大指标体系并测算数字经济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乡村振兴，这一结论在进行数字经济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内生性分析和变换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就影响机制而言，科技创新、农村创业和消费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效果更好；空间效应显示，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为加快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参数估计方法、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效应与市场需求导向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效应，应重视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制定相关政策激发市场需求规模、增强地区间市场可达性、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中国制造业优化升级?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优化升级的异质性影响、作用机制及其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能够明显促进中国制造业优化升级;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各地区制造业高级化发展,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合理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行业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最大,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次之,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分维度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有利于制造业合理化、高级化发展。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两条路径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对制造业高级化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低端锁定”还是“高端促进”？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加入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内部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在2011-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为“高端促进”,而非“低端锁定”,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邻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表现出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经济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破除经济“结构性减速”、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