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

近年来，企业税负不平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一地区不同企业承担着差异化的税收负担，增加了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本文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会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作用效果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且主要作用于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作用机制表明，财政竞争会改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导致企业间税收征管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在制定减税降费以及税收优惠政策时，尽量降低税负不平等程度以减轻企业税负痛苦指数；压缩税收努力的弹性决策空间，弘扬依法征税精神；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遏制企业逃避税行为。     

分权时序与企业实际税负

中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陆续开展的行政“扩权强县”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着鲜明的时序差异，主要分为“先财后行”“先行后财”“并行分权”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分权时序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冲击存在差异，进而对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产生非对称影响。为此，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先财后行”分权时序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加重了企业实际税负，而“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先财后行”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减轻，税收征管力度有所下降；“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增大，税收征管力度相应增强；“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财政压力相对不变，税收征管力度变化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分权时序、完善地方税体系、健全税收征管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析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结果起到了减轻企业整体税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降低了所得税税负,对流转税税负和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并不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A级企业"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联合"惩戒激励"双重阶段、重点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税收征管力度大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纳税信用评级结果为A通过增加企业纳税遵从,促进"应收尽收",同时给予足够的税收和融资等政策优惠,促进"应享尽享",在二者共同作用下,降低了企业整体税负。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税收征管和企业税负的相关研究,也为推动减税降费,实施精准有效的征管方案提供了政策启示。     

“社保入税”是否增强了企业所得税的税负粘性——基于用工成本视角的检验

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有利于强化企业税费政策获得感,释放减税降费的累积效应。利用2008—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构建逐年倾向匹配得分模型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保入税”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用工成本粘性在“社保入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社保入税”的实施增强了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服务类企业、小规模企业和社保缴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更大;地区财政自给率低、工资水平低和社保参保率低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更大。因此,要制定差异化的税费政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社保费征管;责成企业与雇员签订雇佣合同,规范用工行为;弱化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强化企业税费成本管理意识;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如要给予财政困难地区、困难企业一定的配套政策,适度加大社保缴费的税收抵扣力度等。     

房地产限购与企业负担——来自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的证据

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限购成为了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重要政策工具选择。但这一从民生出发的政策却可能因影响了土地财政而导致地方政府将财政收入压力转嫁给企业,文章以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为例对此进行了探讨。以各地限购政策为冲击,构建多点冲击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1）限购政策增加了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相比未限购城市,限购城市企业的整体税负平均增加6.25%,罚款则增加46.67%。（2）限购下的政府税收征管和罚款行为存在一定的策略性,在更易受地方政府直接影响（有政府补贴、地税局管理）的企业中,限购更多影响了税负;而在难以直接影响（无政府补贴）的企业中,限购更多影响了罚款。（3）进一步考察限购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的影响发现,限购政策降低了当地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加大了财政缺口,但却增加了非土地财政收入,这从宏观上佐证了限购之后地方政府的替代性“创收”行为。（4）最后发现政府法治水平和纵向财政平衡等体制建设能够约束地方政府的策略性税费执法行为。文章从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下的策略性执法行为及其治理机制,结论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限购政策的影响...     

税收征管权集中与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基于PSM方法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征管机构调整的政策契机,采用新三板上市服务业企业2015年和2016年财务报告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法,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成立的可比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探究税收征管权集中对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高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且当服务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时影响较大;依据企业特征分组,征管权集中只对享受优惠税率的高新技术企业或资本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显著影响。税收征管权集中能够显著提高所得税征管效率,应当成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征管企业的稽查力度,减少税收竞争造成的所得税流失和税负不公。长远地看,税收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升所得税实际税负,应当适时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降成本。     

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实际税负——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该影响对处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本文探索官员晋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阐释了地方官员晋升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变化,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税收约束、超额管理费用与所得税税负粘性

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税负粘性对于认识我国当前税收政策调整的有效性十分重要。本文基于税收制度约束与企业行为耦合视角，剖析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形成机理，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超额管理费用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超额管理费用降低所得税相对会计利润变动的敏感度，具有显著增强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的效应，并且税收约束机制下，增加约束性税会差异是企业超额管理费用增强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的具体作用机制。此外，拓展研究表明，企业研发创新具有降低企业超额管理费用和所得税税负粘性的效应。本文指出，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是税收制度与企业行为耦合的结果，其表象是微观层面的税收税源联动失序，本质则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不足，以及税收制度与企业行为协同不畅。     

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下的企业负担*——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分权体制下政企之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计量模型,将地级市之间经济竞争程度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验证了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经济竞争程度越激烈时,其辖区内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对辖区企业的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产业和所有制异质性;分位数回归发现,辖区企业处于不同税负强度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减税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当前减税降费、让利于企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规范横向竞争中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宏观税负倒U型演变主导因素的变迁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宏观税负呈现倒U型特征，将研究期分为1994—2012年和2012—2020年两个阶段，构建贝叶斯LASSO模型实证分析两个阶段宏观税负主导因素的变化。结果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经济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经济增长驱动转为产业结构引领，经济因素对东部地区宏观税负的拉动作用更为强劲。税收征管因素成为影响宏观税负的最重要因素，影响程度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在营改增政策和减税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下，营业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效应逐渐缩小，增值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调控作用开始凸显，不同区域税收结构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程度不同。我国应进一步发挥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潜力，加强税收征管，聚焦制度性减税和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保持宏观税负的总体稳定，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和税收协调发展。     

税收计划与企业税负

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级税收计划的数据,本文发现地方税务机关很少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地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反而逆势上升,与经济税源的偏离程度也相应拉大;与此同时,税务机关为避免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相机提高税务稽查的强度和平滑税收收入。这表明,在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制下,税收计划具有很强的指令性,是税务机关必须完成的任务底线。进一步深入到企业层面,本文发现当地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计划的压力较大时,企业税负显著上升;而当年初税收目标增长率较高时,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此外,地方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税负,但是对地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揭示出,中央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治理衰退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设计本身,还需要改革当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税收征管体制。     

中国宏观税负的测算及启示

本文结合中国政府收入构成的实际情况,采用大口径衡量中国的宏观税负.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税负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但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却依然较重,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宏观税负的自动稳定器效果较差,以至于经济下行时期宏观税负并未明显下降;二是税负在不同规模企业和不同收入居民间分配不公,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承担了较重的税费负担;三是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占比较低,居民缴纳税费的直接获益较少.笔者认为,要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应做好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减轻企业的隐性负担;二是提高直接税占比,完善直接税征税体系;三是提高财政对民生领域支出的比重;四是通过增发国债为政府支出融资,为减税降费提供政策空间.     

财政幻觉视角下的中国税负痛感指数测算

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历年《福布斯》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大陆排名均十分靠前,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也有不少争论.但在以往对宏观税负的研究中,纳税人的主观税负痛感往往被忽视.本文基于财政幻觉的视角,通过对政府各类收入施加权重来调整并重新测算税负痛感指数,借此来考察中国纳税人的主观税负痛感,并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来衡量中国实际税负痛感水平高低.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税负痛感在全球58个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并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制度创新:旅游企业的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

近年来 ,我国旅游企业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发展迅猛 ,成绩喜人。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旅游企业税收流失严重 ,导致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相差悬殊。文章主要针对目前旅游企业的现状进行剖析 ,从制度创新上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加强对旅游企业的税收征管。     

环境规制会影响公司的税负吗?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以2009—2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公司整体税负、所得税税负与增值税税负均显著下降。区分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是否为重污染公司和地区税收征管强度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使得国有公司整体税负的降幅显著低于非国有公司,大规模公司整体税负降幅显著高于小规模公司,重污染行业公司整体税负比非重污染行业公司下降更多,以及税收征管强度高的公司整体税负降幅低于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公司。环境规制引发的公司整体税负降低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本文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文献,同时拓展了公司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政策有效性的探讨

我国的税收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主要是得益于分税制的改革.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性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将会带来企业税负也随之升高,这一现象一般表现在非税收保护公司.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但是这种降低也只是对于非税收保护公司起作用.税收政策对于稳定经济是有限的,可能面临财政当局主观臆断,造成更大程度的经济波动.政府要适度的使用宏观调控来调节我国的经济.关于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有效性的探讨此文基于财政分权制度的角度,为中国现阶段税收高速的增长做出了制度层面的诠释,充分的拓展了财政分权制度带来的经济后果、税收增长的因素与税收政策有效性等领域的研究.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补助与公司税负

本文以2007~2014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地方政府政绩诉求对政府补助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公司实际税负变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政绩诉求(财政盈余、相对GDP增长率和相对失业率)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政府补助,且地方国有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更高;财政盈余对低额补助和高额补助的正向影响更大,相对GDP增长率(相对失业率)整体上对高额补助的负向(正向)影响更大;政府补助可以显著降低公司整体税负水平,且公司税负越高,政府补助降低税负的效应越大。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公司税负的降低主要来源于增值税税负的降低;地方国有公司税负的降低来源于税费支付和税费返还,而非国有公司税负的降低主要来源于税费返还。政府补助是地方政府帮助公司降低税负的一个重要渠道。     

宏观税负问题初探

作者认为,宏观税负实质是作为课税权主体的国家与该国全体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对比关系。其衡量指标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国民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和国民收入税收负担率三种。一国宏观税负高低主要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活动范围与规模、体制性因素以及其他因素。衡量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的标准有生产力标准、财政标准和人民生活标准。     

税收能力、税收努力与地区税负差异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区税负差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对地方政府筹集税收收入水平的差异尚有待深入研究。一般认为影响地区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有经济、管理、政策等。本文将税负差异分解为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两个层面,通过税收努力模型拟合估算我国省级地方政府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差异以及演变,评估各省税负差异程度。各省税收能力、税收努力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为合理评价地方财力、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依据。     

税务检查、税负水平与企业生产效率——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税务检查是税收征管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考察税务检查对企业税负水平与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税务检查对企业税负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源于税务检查产生的"征税效应"和"寻租效应";(2)在财政创收压力越小、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税务检查与企业税负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3)税务检查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法制环境改善将显著弱化这一效应。本文提供了税务检查影响企业发展的微观经验证据,并为当前税收法制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