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与现金持有水平——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以2006-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笔者检验了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与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相比,控股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信贷融资的便利性,企业持有大量现金资产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动机较弱,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较低,并且当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较严重时,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严重的高管代理问题会导致高管滥用信贷资金,弱化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笔者的研究结论为现金持有水平权衡理论和代理理论解释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相关研究文献.     

股票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港通"的实证检验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沪港通"政策进行实证检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股票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沪港通"为标志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但这种效应具有分类差异性,它在拥有较高投资机会的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以及第二产业上市公司中表现尤为明显.研究的意义在于...     

多个大股东能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吗

本文以结构性去杠杆为政策背景,选取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多个大股东能否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研究发现,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更低。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其他大股东通过监督和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过度负债水平。具体地,其他大股东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的作用路径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自利动机,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完善的制度环境降低了其他大股东的监督成本,有利于其治理效应的发挥;并且其他大股东有助于缓解过度负债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提升了企业价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中国旅游类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与风险承担

中国旅游类上市风险承担,不仅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中国旅游类上市公司的投资,还在宏观层面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旅游类上市公司存在股权集中这一典型事实,通过分析2005-2015年间中国A股旅游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提出运用股权性质与股权控制力这两个维度刻画公司大股东控制,一是国家控股的中国旅游类上市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更低;二是大股东控制力与中国旅游类上市公司风险承担负相关.     

经理管理防御对现金股利支付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系统阐述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选取2004~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理人的经营业绩、财务杠杆和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影响比较明显;而经理人持股比例、经理人员任期长短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影响不明显,这主要与我国目前企业不同性质的股权结构、经理人员任免等政策有关。但当第一大股东持有的为流通股份时,其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明显呈正相关。以上说明,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具有显著影响。     

央企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与企业超额现金持有

以央企集团建立规范董事会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DID模型,考察了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降低控股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现金股利和R&D投资的增加是其中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央企集团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超额现金持有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特征、董事个体异质性、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上市公司功能分类与金字塔层级,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央企董事会改革能够改善国有企业财务结构,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差异化战略下现金股利政策研究

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从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研究企业战略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并基于制度背景研究了产权性质和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战略差异会降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国有产权性质和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均削弱了企业战略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的负向影响。战略差异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降低了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从理论上来看,将战略理论与股利分配理论结合起来,拓展了战略理论在财务研究中的应用。从实践上来看,企业要结合自身战略选择制定现金股利政策,采用差异化战略的企业为缓解融资约束,应采用稳健的现金股利政策。     

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2～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具有正向影响,即高管有从军经历的企业持有了更多的现金;国有企业属性和企业规模均会削弱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高管从军经历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传导路径发现:有从军经历的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选择进攻型战略,进而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积极影响,也揭示了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规模对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以及企业创新与企业战略选择的中介效应。该结论有助于理解高管个人经历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对优化企业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公司治理、政府控制与现金持有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3年的数据为样本,从公司内部治理安排与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决定因素,并考察了产权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呈“倒U”型关系;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银行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与非政府控制的企业相比,政府控制的企业持有较少的现金;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持有的现金越多;企业的成长性、银行债务、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特别地,本文提供了与公有产权相伴的“政治关系”在司法体系薄弱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经验证据。     

非控股大股东与公司投资决策

本文以2004—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显著提升了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控股股东未股权质押的公司，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中更显著；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时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更显著。进一步考虑非控股大股东异质性发现，相较于国有非控股大股东与其他非控股大股东，外资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决策的积极影响最终能够提升公司的增长和清算期权价值。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吗

财务资源是企业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和开展经营行为的重要保障,因而探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会对企业的财务资源产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构建PSM-DID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通过预防性动机和交易性动机两条路径而影响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作用在具有投资偏好的企业、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行业的企业和市场势力弱的试点企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要继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向相关企业提供绿色资源支持;企业要增强对“双碳”政策的敏感性,在提高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低碳、良性发展。     

制度背景、股权性质与公司持有现金价值

本文借鉴Fama和French(1998)经典企业价值回归模型的思想,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现金的市场价值。结果表明,就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而言,公司持有现金的价值小于账面价值。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持有现金的价值受公司股权性质的影响,公司的国有股权性质降低了公司持有现金的价值。本文从公司持有现金价值的视角进一步说明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偏低,上市公司中代理问题严重,也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假说与掏空行为提供了证据。     

风险投资是否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利用我国A股市场2009-2017年823家民营制造企业相关数据,探讨风险投资对于高研发投入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高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高研发投入企业将持有更多的内部现金以应对未来资金需求。风险投资能够通过积极有效的参与,降低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改善融资环境,从而降低高研发投入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该作用在小规模、低关注度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     

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研究

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交易所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正相关,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法制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研究结论说明了产品市场竞争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弥补投资者法律保护不足,约束管理者的行为.     

风险投资是否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企业研发创新行为视角

利用我国A股市场2009-2017年823家民营制造企业相关数据,探讨风险投资对于高研发投入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高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高研发投入企业将持有更多的内部现金以应对未来资金需求。风险投资能够通过积极有效的参与,降低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改善融资环境,从而降低高研发投入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该作用在小规模、低关注度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自贸区设立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自贸区设立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自贸区设立更能降低制造业中企业的现金持有;管理层持股更有助于发挥自贸区设立对企业现金持有的降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降低企业现金持有的原因在于自贸区可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发现:自贸区设立能通过降低企业现金持有而提高企业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吗?——基于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视角

本文以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Baker et al.(2016)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提高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意愿及规模,上述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存在卖空限制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两种渠道.此外,大股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进行股权质押将加剧系统性风险.本研究不仅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从宏观层面解释了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因素.     

股利政策的因素分析：制度和技术的解释——基于公司成长性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763家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观察值，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分别考察了股权结构和组织特征对现金股利支付率的解释力。本文发现，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和大股东持股）和组织特征（盈利能力、盈余水平、现金拥有量、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均对现金股利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大多数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大股东整体上具有分配现金股利的倾向和能力。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大股东集团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政治联系与现金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

本文以2008-2012年深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索了政治联系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市场化发展进程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会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来回报投资者。所以,政治联系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但考虑了企业的成长机会后,会降低股利的发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