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显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研究对于推动减税降费改革以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技术投资者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挖掘数字技术投资者文本信息,检验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资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投资者通过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管理层决策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较高地区、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技术投资者更偏向于具有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企业,体现为“逐顶促进”;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底层技术运用。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数字技术投资新生态,强化数字技术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在制定相关政策举措时要关注不同地区特征和公司特征下数字技术投资者促进作用的差异性,以提高数字技术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数字化转型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点，以缓解企业税负为目标的政府减税激励能否助力数字化转型值得研究。精准识别减税激励政策作用对象是在政府财力有限情况下积极发挥减税激励效果的现实选择，也是全面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的内在要求。本文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如何实现减税效果最大化并带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借助2008—2016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企业供应链数据，研究发现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显著促进了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上游企业减税激励对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不明显，这主要与上下游企业垄断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有关。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不仅导致对其自身经营绩效的优化，而且通过供应链传导带动中游企业现金流优化与规模扩张，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内部数据共享，使中游企业拥有充裕的资金进行数字化相关的人力资本升级与投资。上游企业由于垄断能力较强导致传导效果受阻，无法实现类似下游企业减税激励溢出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为更好选取减税激励政策的作用对象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对于实体经济下的微观企业经营发展有着密切影响.本文以生命周期为视角,利用201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着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作用效果较为显著,而衰退期的作用效果不明显.金融科技通过缓释融资约束与降低融资成本、加大研发投入与提高创新产出两个机制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金融科技政策支持体系的优化和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激励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税收激励、企业有效平均税率与企业进入

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理论模型揭示税收激励影响企业进入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我国2000—2008年间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出整个内资、民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并以此刻画税收激励,就税收激励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及其机制作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明显的税收差别待遇:民营企业的有效平均税率最高,外商投资企业最低。降低有效平均税率可显著提升各类企业的进入率,其中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影响最突出;但考虑了个人所得税等其他税种的影响后,税收激励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税收激励可缓解政府腐败等带来的投资风险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以及信贷约束对民营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不利影响,但基础设施条件越好,税收激励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越弱。     

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具有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会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强化效应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并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弱化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越大，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越弱；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也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构建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经验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化变革是制造业企业寻求产业转型和创新变革的重要突破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激励效应能否破解企业创新“投入多,产出少”困局?对此,基于A股制造业企业2011—2020年数据,借助Python爬虫功能转化并搜索企业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以此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政府补助金额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创新。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创新激励和信贷融资渠道实现;CEO信息技术背景和CEO风险偏好均强化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效果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技术禀赋、生命周期阶段以及经济政策环境中的企业具有异质性。     

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深化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如何驱动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议题。立足高管团队经历的视角,考察了高管团队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内在机理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以及获取政府资源补贴三重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高管股权激励在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价值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创新绩效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明晰了何种高管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赋能效应,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优化企业高管能力结构提供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创新型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从微观层面提高其运营效率,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俨然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文选择兼具“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双重属性的ESG表现为锚定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促进企业有序数字化转型并进而实现创新型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基于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其创新绩效提升,且ESG表现有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小、治理效率较高以及资源冗余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更利于促进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借力数字化转型、强化ESG表现以提升其创新绩效,进而为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那么,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各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对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可以有效促进当地上市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并且,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支出和数字专利申请,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以及社会服务协同配合,强化了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低研发补贴和低税收优惠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应当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优势,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增值税税率降低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是政策支持的关键。以2018年5月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增值税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增值税减税在2018年政策出台当年及之前年份中政策效应并不明显，而在2019年与2020年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从具体机制来看，增值税减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升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体系，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