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行业竞争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政府补贴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形之手",在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倍差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渠道.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行业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样本中,政府对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竞争行业,这说明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利于纠正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为研发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应只在中高竞争行业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从成本渠道考察发现,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出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成本扭曲效应.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不能一味地对企业进行补贴,而应该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成本倒逼机制,让企业通过内生动力而非价格竞争形成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发了对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担忧。利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和1999—2019年行业层面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且对沿海地区企业、中小微型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基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还可以通过下游产业关联显著促进本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对于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及高、低市场集中度行业均是如此。但对于高市场集中度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上游产业关联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低市场集中度行业的影响则与之相反。     

中国高铁、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研究

中国高铁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本文使用2000—2011年中国高铁、海关、工业企业和城市等数据,将开通高铁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贸易成本变动视角,考察中国高铁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开通高铁城市的企业出口提高了12.7%。借鉴Faber(2014)构造"最小生成树"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始终成立。在机制研究方面,参考Donaldson&Hornbeck(2016)和Lin(2017)的方法引入和计算"市场准入",发现开通高铁通过降低固定贸易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异质性分析发现,开通高铁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对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时间敏感性产品、东部地区城市和高铁直达港口的城市出口促进作用更大,对企业出口的有效影响范围约是高铁站到其所在城市中心30公里的道路距离。本文研究为优化中国高铁修建规划和促进企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来自多维数据的证据

本文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构造了中国城市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并将中国机器人使用的相关研究从劳动市场拓展至产品市场,定量分析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个维度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的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1%,企业内部产品在海外目的国市场的出口额增长了0.112%,原因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挤出了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吸纳了高技能劳动者,因此,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并且,机器人使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最终,企业可以通过“降价提量”的方式推动产品出口额增长。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和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以上结论均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冲击较大。     

绿色贸易壁垒冲击与环境治理改善：基于中国企业的证据

绿色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惯常使用的贸易保护手段。本文尝试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及中国海关数据库三方数据合并,以2005年入世后过渡期针对中国的绿色贸易壁垒爆发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贸易壁垒能不同程度地改善出口企业的环境绩效,降低大气和水污染排放强度,提高用水效率。但存在较强的行业和地区异质性,制造业、高污染行业以及东部地区减排效应明显。影响机制显示,企业治理成本增加和绿色创新补偿是绿色贸易壁垒改善环境绩效的重要驱动力。政策含义表明,绿色贸易壁垒能够倒逼中国出口企业将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转型动力,有效推进对外贸易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垂直专业化分工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有效地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在金融危机后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减弱了。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机制实现,但垂直专业化的研发效应较弱,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较为有限。此外,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绩效较好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而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不明显。因此,为提高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适度考虑地区企业的特征因素,以充分发挥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     

数字化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出口绿色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

数字化投入是中国推动出口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入水平，考察了其对出口绿色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从而有利于促进出口绿色升级；2.绿色技术创新是该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表现为数字化投入通过促进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进而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3.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更为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则不明显；同时，相较于数字内容和网络投入，数字化生产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4.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提升具有行业间的传导效应，即上下游行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动了行业间出口绿色升级。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领域的文献，同时为如何推动出口绿色升级提供了经验启示。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研发成果反馈效应、产业集群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公共效应获得了国外技术溢出,通过知识、人才与技术资源跨国流动将技术溢出传递回母国后,逆向技术溢出再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促进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运用CEPII BACI数据库中的海关6位编码的出口数据与ISIC REV.4行业代码进行匹配,得到各个行业编码下的2位出口数据,基于行业角度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将城市层面实施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显著提高了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2)平行趋势检验表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效应不存在时滞；(3)异质性检验表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大规模企业、非出口企业、非国有企业、低技术企业、中西部和沿海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要通过影响企业成本从而深化进口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影响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进“三审合一”改革，可以为中国进口贸易的提质升级提供制度保障。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工业机器人在企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其能否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值得探讨。基于IFR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生存的效应与机制。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1%,企业生存概率会上升35.60%;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非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效果更显著,政府补贴并未增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同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不同工业部门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存在明显不同,该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区域、高科技创新区域企业生存的促进效应更强;从作用机制来看,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出规模扩大均是工业机器人应用重塑企业生存优势的重要渠道。在数字经济时代,上述发现为下一阶段工业机器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有益参考。     

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位居世界50名以后，而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则位居世界前列。这与制度与贸易的经典文献不符。本文从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制度视角对上述背离进行了审视。基于专利司法保护和专利行政保护数据，本文发现行政保护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足的条件下发挥了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专利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存在一定的协调不足问题。从影响机制看，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自主创新路径提升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专利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有效回答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背离问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结构性特征及其贸易效应的认识，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一定启示。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产业升级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再测算

本文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产业升级的方向、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作用渠道以及产业升级度量等方面对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的产业升级问题进行阐述,并利用2002-2012年中国出口数据对我国15个行业出口复杂度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复杂度稳中有升,增长平稳.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出口：基于价值链角度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出发，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将水平和垂直(前向和后向)溢出统一纳入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进入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抑制了上游内资企业出口，促进了下游内资企业出口，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上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低端锁定效应，表现为缩短了国内价值链长度和使上游内资企业更依赖进口中间品；而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则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促进了其创新；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并未表现出竞争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及中部地区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     

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吗?

本文通过测算2001-2012年中国国民经济30个工业制造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和构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等指标,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从总体行业、分类型行业和细分行业等角度,研究了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对中国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业影响效应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大于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     

出口产品质量、出口关系存续与增长

本文检验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关系存续及其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利于企业出口关系的存续,并能够提升其出口增长率。稳健性检验显示,更换产品质量测算方法、样本区间、计量方法等并不影响本文基本结论,且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基本结论依然不变。从影响机制来看,产品质量升级通过增强消费者偏好提高了企业出口关系存续概率,通过增强消费者偏好以及提高出口价格促进了出口增长率提升;同时,产品质量升级还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关系存活概率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率的提升。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对外资企业和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出口关系存续的积极影响较大,而对私营企业和出口到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增长率的积极影响较大。     

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不含2010年） CEPII-BACI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内资企业、中高技术水平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低需求市场集中度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通过信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企业创新。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厘清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大学扩招"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评估了人力资本对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利于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升级。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不仅促使了加工贸易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在职培训的力度,而且还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进口使用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同时还激励了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加工贸易企业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扩张对融资约束程度低、管理效率高、资本密集型以及外资型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大。此外,本文从更多的维度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发现人力资本扩张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组织方式从来料加工向进料加工的转变,提高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还提升了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自主创新能力。     

产品持续出口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持续升级吗?——基于出口贸易地理优势异质性的视角

确保已有产品持续出口是我国当前应对外需疲软、实现出口平稳增长的重要途径,那么这种持续出口行为能否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持续升级呢？文章借助Feenstra和Romalis(2013)提供的数据,基于出口贸易地理优势异质性的视角,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研究发现:首先,产品持续出口不一定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持续升级,其作用轨迹呈现倒U形,而二者在中国则呈现出显著的“出口持续能力过强、正效应区间过短”的特征;其次,具有“契约型地理优势”或毗邻进口大国型空间地理优势的经济体拥有更长的“正效应区间”,而沿海型空间地理优势不仅会缩短出口持续时间的“正效应区间”,还会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加大高技术产品和新产品的持续出口力度,有助于“稳出口增长”和“促结构优化”齐头并进,加大传统优势产品持续出口力度只能作为中国应对外需疲软和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从长期看应倒逼出口持续时间过长的产品进行技术革新,以获得一个全新的“正效应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