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绝对与相对贫困的综合测度:1989—2015

为回答我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在过去30年间的变化趋势如何，本文引入贫困综合测度方法，结合绝对贫困线与混合贫困线，测算了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改进FGT指数，以考察中国居民综合贫困变动趋势。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削减绝对贫困成效显著，但缓解相对贫困的形势依然严峻，从而综合贫困降幅逐渐减缓。从子样本的结果来看，城镇和农村的综合贫困已大幅下降，但近年来农村综合贫困下降有所停滞；各地区综合贫困均已大幅下降，但东西部地区综合贫困有所“反弹”。进一步的分解表明，相对贫困成分在综合贫困中的占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此本文认为，应将收入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方面纳入统一的框架内综合考虑，通过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贫困线动态调整机制，以不断提高贫困测度的精度，更好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两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与脆弱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无论贫困线划在何处,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研究——基于2018年CFPS数据库的测算

立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基于收入中位数比例法,将样本分城乡、东中西、南北不同区域,探讨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中,相对贫困集中于农村、西部和北方地区,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划分样本后,相对贫困规模变小,贫困家庭分布更加合理,且东部和南方样本的相对贫困率较高。因此,建议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分城乡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将总的相对贫困人口维持在我国总人口的15%—20%,并引入“贫困差距”等指标衡量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贫困线研究综述

本文对当前贫困问题研究所采用的贫困线指标的制定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以促进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完善。本文依次对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主观贫困线以及其他贫困线指标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在贫困研究中适宜采用相对贫困线指标的结论。     

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88—2002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中国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城镇贫困都在显著减少。198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分析收入和贫困决定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性别和中共党员等特征扩大了收入差异。来自政府反贫困措施的生活困难救助对减少城镇贫困影响很小。城镇贫困的缓解几乎完全归因于经济增长而非收入再分配。     

改革以来中国贫困指数的测度与分析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本文采用拟合收入分布函数的方法计算出改革以来中国城乡以及全国的绝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率,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的绝对贫困率快速下降,但目前绝对贫困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相对贫困率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与相应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高度一致;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演变过程都与各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存在密切的关系。     

1996—2008年中国县级市减贫效应分解与空间差异分析

提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线移动三因素减贫效应的分解方法,运用贫困增长曲线,分析1996—2008年中国四大区域县级市的经济增长模式、贫困水平和影响贫困三因素的减贫作用,并进行空间差异分析。实证结果表明:①西部地区的经济属于减贫增长,其他三大区域的经济属于涓滴式增长;②东北和东部的贫困状况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③经济增长始终起着减少贫困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恶化起着增加贫困的作用,而分配差距改善可起到减贫作用;④使用变动的贫困线有助于独立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减贫作用。     

贫困线测定问题研究综述

关于贫困的概念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表述,因而也出现了许多贫困线测定方法,例如:预算标准法、食物比例法、相对贫困线、混合贫困线、主观贫困线,还有利用剥夺指数来分析贫困的方法等.本文将对既有贫困线测定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     

主观贫困线研究述评

贫困线的确定是贫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与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不同,主观贫困线是基于个人主观福利指标从而确定贫困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的一种研究方法。本文旨在通过对主观贫困线方法的以往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评述此方法的现实意义及在中国贫困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贫困问题对比研究——以广州市和兰州市为例

不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贫困居民在收入、消费、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与平均水平的明显差距.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城市贫困居民入不敷出的经济窘境较之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相对贫困也表现得更为严重,城市主观贫困线和实际救助线也越高.     

中国城镇主观贫困线测度

本文利用"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测度与反贫困政策评估"课题组的最新调查资料,用交叉法和回归分析实际测算了7个代表性城市的主观贫困线.计算结果表明,主观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比较接近,说明计算结果是合理的;同时,主观贫困线远远高于当前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救助标准--"低保线",说明救助标准太低.因此,建议推广使用主观贫困线方法来识别城镇贫困人口,并以此作为"低保线"制订的参照值.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基于分组数据测度中国农村贫困和不平等:1995-2004

本文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组收入数据,通过估计Lorenz曲线测算了1995-2004年我国农村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文章分别用国家统计局绝对贫困线、1天1美元国际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测算农村贫困,并比较测算结果差异及其政策含义.     

对农村贫困线及贫困发生率的反思——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

目前,不同的机构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贫困标准,这显然不利于未来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线和贫困发生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统计局低估了农村贫困线与贫困发生率,同时,各地在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贫困线测算方法的最优选择

贫困线的确定一直是正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困状况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贫困的基本特征出发 ,分析了贫困线的标准 ,通过对各种方法的比较研究 ,认为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来测算贫困线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能较好的反映贫困 ,并就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行了实例测算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城乡家计调查加总数据,通过Son(2003)提出的四要素贫困分解方法,在城乡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乡—城人口流动在我国总体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和贫困指数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增长外,乡—城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但乡—城人口流动在1990年代后期的减贫贡献趋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平等和城乡收入非均衡增长的负面效果。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