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风险、抛售博弈与宏观审慎政策

遭遇负向冲击,银行会依据资产的流动性差异选择资产抛售并因此形成风险传染。微观审慎抛售是先出售流动性程度较弱的资产,宏观审慎抛售则是先出售流动性程度较强的资产,且微观审慎抛售作为纳什均衡结果会导致更高的系统性风险。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导致银行合作的激励机制。基于此理念,本文通过博弈论分析并结合构建的系统性风险指标测度出"窗口指导"、"流动性注入"等宏观审慎政策的时变政策成本与收益,发现"窗口指导"政策优于"流动性注入"政策,并以此提出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顺序。本文通过总结分析政策实践情况,论证了上述宏观审慎政策的可行性及实施顺序的合理性。     

国际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新动向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的生成和传导机制较以往更趋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着力强化流动性监管标准的可计量性、可操作性和可监管性,并把流动性压力测试作为监管的重要工具。本文以《巴塞尔协议Ⅲ》为背景,分析国际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新动向及对我国的启示,认为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应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建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     

国际银行业流动性监管新框架及启示

巴塞尔委员会于2014年1月基本完成对流动性监管框架的修订工作,较之2010年公布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做出许多重大调整。新的监管框架在降低流动性监管标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扰动、强调流动性资产质量、突出储蓄存款在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体现出新的监管理念。依据新的监管框架和监管理念,我国应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应根据市场指标的标准纳入新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进一步夯实储蓄存款基础和审慎开展同业业务。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在稳定金融体系的同时,对银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意愿产生较大影响。以我国上市的22家商业银行2004—2018年的基础数据为研究对象,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探讨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对我国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持续性;当法定存款准备金发挥宏观审慎政策职能时,其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银行的资产管理更为审慎。商业银行应持续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及使用机制。     

货币政策与银行系统流动性风险:基于时变流动性错配指数(LMI)的研究

本文采用时变流动性权重构建流动性错配指数(LMI),测算2010年12月至2018年12月我国A股30家上市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进而研究银行业系统流动性风险的实时波动,同时采用时变参数随机波动率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分析我国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业系统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整体水平较好,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则偏高;在宏观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时,央行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引导资本市场利率水平降低等货币政策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流动性风险的抑制效果显著.由此,央行应选择更高效的LMI模型作为银行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完善银行业系统流动性风险防范体系.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

央行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与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调整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今年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广义信贷,进一步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本文主要介绍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提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及该体系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货币政策与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基于银行同业资产配置结构的研究

文章选取2005-2019年数据,基于时变参数模型分析了样本期间货币政策、同业业务与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对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业业务规模越大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越高;在货币政策的债券市场传导过程中,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模对债券市场流动性的中介效应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应.随着金融监管政策的加强,同业业务对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但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货币政策需关注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及其与其他非银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强化穿透式监管机制,避免较大波动所带来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风险.     

货币政策、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

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重要影响,显著增加了宏观审慎监管过程复杂性,但鲜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在DLM模型中引入流动性变量,刻画了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流动性机制,并基于中国133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运用系统性GMM估计和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货币政策虽然不存在显著的风险转嫁效应,但存在显著的流动性传导效应,宽松型货币政策明显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并且这一影响会随着流动性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加强;当银行流动性水平达到43%左右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当银行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控效果优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紧缩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明显弱于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激励,这一现象在流动性水平较高的银行中表现更加明显。另外,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银行流动性水平,还依赖于银行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状况。     

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与商业银行变革

自1970年代以来,商业银行关于增加流动性和风险转移的金融功能需求,促使资产证券化的创新与发展。与此同时,资产证券化所提供的金融创新流程,致使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产生变革,并使商业银行与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发展态势虽然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多元化的资产管理平台,但由于监管的缺陷,商业银行主导的资产证券化创新也造成了金融不稳定,因此,宏观审慎监管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监管变革的取向。对我国而言,必须对商业银行关于资产证券化创新及投资行为进行约束,强化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信息披露,并逐渐完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制度建设。     

基于分位数回归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

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识别并对其提出更高监管要求是金融危机后的监管重点。文章选取代表不同类型的8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银行,采用Co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技术对2007-2011年实体经济和金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表明:从流动性方面看,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反而面临更高的流动性风险,其风险溢出效应更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聚集,发生危机时对系统性风险贡献较大;在宏观经济周期逆转时,中小型银行相对大型银行更容易出现风险溢出效应导致系统性风险聚集;因此政策建议:银行业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在传统的资产规模庞大的银行,同时也要关注银行业务增长过快的中小银行,这些银行往往也是系统性风险聚集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     

审慎监管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审慎监管是商业银行持续稳健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此背景,利用2011—2017年22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以度量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主要审慎监管工具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商业银行整体经营效率下降,但从时间序列上看,随着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及影响因素均存在一定差异。审慎监管工具中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流动性占比及贷款拨备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显著负面效应,但整体来看,就四大审慎监管工具而言,其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正面效应明显大于负面效应。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市场竞争与银行经营绩效

本文以中国78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研究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改善银行经营绩效,其中,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会提高银行单位资产盈利能力,降低成本收入比。相比区域性商业银行,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更大程度地改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面对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银行可以通过约束风险承担行为的方式改善经营绩效。此外,市场竞争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市场竞争会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2009-2021年中国88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体能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不同,银行流动性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更为显著;“双支柱”政策的协同效应因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经济下行期的协同效应要强于经济上行期;政策协同效应存在银行异质性,对于全国性银行“双支柱”政策协同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地方性银行则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     

监管压力、经济周期与宏观审慎政策效果*

本文基于我国52家主要银行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监管压力和经济周期对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影响。相关实证结果表明：（1）监管压力的上升能够显著促使银行增加资本缓冲,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在总体是有效的。（2）监管压力的上升会促使银行加快其资本缓冲的调整速度,这在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表现得尤为明显。（3）经济周期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一影响在不同性质的银行中有所不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济上行期的政策效果相对较弱,而在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相对较强。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经济周期的影响恰好相反。（4）在顺周期性机制下,银行行为存在过度承担风险以获取高收益的倾向,通过提升监管压力可以有效抑制这一倾向,从而促使银行降低风险,提高稳定性。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国际借鉴与中国的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是世界主要国家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议题。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行了介绍,并对近年来中国在宏观审慎监管领域的探索进行了梳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方式。本文认为,建立高水平的金融稳定办公室,建立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联系机制,开发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机制,是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基础。     

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研究综述

 在全球反思金融监管的浪潮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改革建议的核心内容。本文在对宏观审慎概念的起源、演变与背景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三大要素（即分析、监管和组织框架）的相关文献,厘清了宏观审慎政策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提出了对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启示与建议。     

“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及发达国家相关政策研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引发世界金融海啸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成为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本文从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提出、深化并引起重视的脉络出发,从系统性风险的两个维度提出了可用作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重点分析了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宏观审慎监管改革上的实践.     

宏观审慎政策、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中国227家商业银行2005－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且这种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不随着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经营辐射范围以及是否有外资入股等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周期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即相比在经济上行时期，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且更为显著。就可能的影响机制而言，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趋同:羊群效应抑或是监管诱导

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趋同是羊群效应、外部监管制度诱导下银行规避行为与企业投资"潮涌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财产品趋同对传统银行信用创造机制产生巨大的替代效应,关联交易问题突出,极大地增加了投资风险以及市场系统性风险。监管体制应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渡,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控制系统性风险;同时,采取政策引导理财产品差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