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CEO高管差异化薪酬与国有企业代理效率

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对高管实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方案,但国有企业的公平偏好与集体主义文化使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程度在改革实践中难以把握.文章以"搭便车"现象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为视角,研究了非CEO高管之间的差异化薪酬是否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并以2015年国有企业差异化薪酬改革作为外生实验,缓解了非CEO高管薪酬差异的内生性,上述结果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可以通过减少对非CEO高管的监督成本与提升非CEO高管的激励效率这两个渠道来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研究表明,现阶段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有助于激活高管积极性,提升国有企业的代理效率.这支持了当下推进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异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也为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差异化薪酬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对重庆市各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的CEO与非 CEO两个层级的薪酬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此检验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薪酬差距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公司资产规模、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行业类别.结论表明:适当的加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高管激励,CEO权力对高管薪酬差距并无显著影响,第一股东对于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很大的作用.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多任务委托代理、考核难度与金融机构薪酬激励——基于保险业的证据

金融高管在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行为本质是股东和监管机构作为任务的委托人,向高管提供的激励程度差异性的体现。文章采用H&M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利用2018—2019年中国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调研数据,创新性地加入考核难度因素,考察了高管在经营绩效和合规性治理两项任务背后的激励动机。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受经营绩效的影响呈现“放大效应”;提高合规性治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超额薪酬,且国有企业在薪酬控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考核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提升合规性治理水平,容易形成“制度落差”,进而会降低高管的基本薪酬。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金融机构厘清薪酬激励效果的作用路径和完善合规方式,有助于为监管部门优化考核方式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学者型CEO更加自律吗?——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0—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学术经历有助于CEO强化道德自觉、增强道德自律,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进而抑制了其所在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活动。当CEO拥有高层次学术经历或来自内部晋升时,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自由现金流较多、董事会规模较大或独立性较低、外部审计监督较弱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等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情景下,学者型CEO的自律品质所能发挥的治理作用更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也更为明显。此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八项规定”等多项高压反腐政策的出台,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CEO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有所下降。本文为高管学术经历的治理效应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对于上市公司规范和治理高管在职消费行为、选聘合适的高管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管职位特征、机构投资者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职位特征（任期、薪酬）以及机构投资者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职位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任期越长、货币薪酬越高，企业研发动力越强、研发投入越大。然而，在机构投资者有效监督的环境下，当高管任期越长、短期货币薪酬越高时，出于研发失败风险导致未来职业声誉受损和被替换风险的考虑，高管会倾向于规避风险，反而不利于企业研发。政策意义在于：董事会和股东应当将长短任期和薪酬机制有效结合，当研发失败导致业绩下滑时审慎地对高管作出处罚，解除高管层的后顾之忧，增强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     

产品市场竞争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CEO变更视角

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公司高管是否存在治理效应一直备受各界关注。本文运用Logit回归方法,以2000-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CEO变更为视角,对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表明:(1)总体上,CEO变更与HHI之间的负相关不显著,但低竞争行业下,CEO变更与HHI显著负相关;(2)高竞争行业下,CEO变更对经过行业调整的业绩的敏感性高于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3)中国产品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CEO的监督,低竞争行业还有很大的市场化空间。     

公司高管减持同伴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高管大批量集中减持现象一直倍受市场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内部人信息优势和公司治理等内生因素对其减持行为的影响,较少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同伴效应视角,研究同伴公司高管减持对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外生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现象。同时,高管减持同伴效应受环境不确定性、行业或市场地位和高管职位层级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该同伴效应对公司、行业及地区三个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清仓式减持会引发更严重的同伴效应现象,并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本研究对内部人交易监管和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等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集团公司董事会建设与央企全要素生产率——一项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SCI

本研究以国务院国资委主导的央企控股集团公司董事会建设为准自然实验,以2005—2018年央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该项控股集团公司治理改革对下属子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集团母公司董事会建设提升了所控股制造业上市子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董事会的成立对母公司现有监督治理手段与条件产生了补充作用,在高管纵向兼任较少以及母子公司地理距离更远的样本中,集团母公司董事会建设对上市子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介效应分析得出集团母公司董事会建设主要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改善信息环境以及缓解政策性负担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促进作用。在集团母公司存在超额控制权、上市子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以及非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样本中,该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从控股股东自身治理改革视角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明确了顶层治理结构设计的重要意义,为提升央企资源配置效率、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路径参考。     

技术高管是积极的绿色创新者吗？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绿色创新成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探索绿色创新的先行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高管（董事长和CEO）相关数据和企业绿色创新数据,考察了高管技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技术高管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技术背景对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更强的作用。影响机制方面,当市场化程度越强、高管教育水平越高时,技术高管越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研究结论对挖掘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优化高级管理人才招聘及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中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治理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CEO变更视角

外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治理效应一直备受各界关注。文章运用Logist回归方法,以1999~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CEO变更为视角,通过研究CEO变更与"非标"意见的相关性,探讨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CEO变更与"非标"意见显著正相关;"非标"意见下,CEO变更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强于标准审计意见公司;不过,"非标"意见并没有增强CEO变更对两职分离与股权制衡的敏感性。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外部审计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同时表明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有赖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管层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机制,是极为重要的薪酬激励模式之一。高管层股权激励加强了公司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公司高管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就此,以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高管股权激励的基本类型和特点,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     

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研究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1236至210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越大、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越大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权集中度、公司为国有控股、董事会持股董事会越多、监事会持股监事越多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因公司治理引起高管获得的超额薪酬与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盈余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分类研究

在考虑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下,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高管、董事、监事、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分销商、员工、政府和社区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独立董事、供应商和股东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董事和债权人与盈余管理负相关;监事和分销商与盈余管理相关但不显著;影响盈余管理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是供应商、股东、高管和债权人。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将影响盈余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激励型、约束型和综合型三类,并提出相关的治理意见。     

高管从军经历、公司治理与成本黏性

从代理成本和管理层预期的角度分别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不同影响,并以2010—2018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影响后果、路径及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影响程度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成本黏性.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层自利是高管从军经历与成本黏性的中介变量,即高管从军经历能够通过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区分内外不同公司治理环境发现,在独董监督力量不足或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表现更为显著,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存在不足时,高管从军经历发挥了弥补作用,缓解代理问题更为明显.区分产权性质,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果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说明高管从军经历在非国企中更能发挥其特有的效应,更能有效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本文贡献在于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拓展了高管异质性经济后果和成本黏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CEO权力、董事会治理与公司冒险倾向

从CEO风险规避行为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CEO权力对上市公司冒险倾向的影响,并检验了董事会治理机制对公司冒险倾向和CEO权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负相关,企业高管权力过大会加重代理问题,降低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公司表现出较低的冒险倾向;董事会独立性并不明显影响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持股对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则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因此,通过改善董事会治理机制,能够缓解管理层过度保守的经营行为,提高股东价值。     

债务融资与高管薪酬:承诺还是掠夺

以往研究认为,当公司具有财务杠杆时,股东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目的是限制高管的风险转移激励,降低债务代理成本。我们认为,这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降低,其目的更可能是股东在利用债权人承担企业业绩较差时高管次优行为的成本。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数据可以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负债水平负相关,且高管薪酬粘性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很好地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而且还发现,股东在利用债权人承担高管次优行为成本的同时,鼓励高管进行风险转移,进一步掠夺了债权人的财富。     

连锁股东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高管薪酬契约是否有效关系到薪酬激励效果,不仅受到管理层"寻租"的影响,还受到大股东监督的影响.连锁股东因关注投资组合价值的最大化而产生治理协同与合谋两种效应,因此,连锁股东能否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本文以200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连锁股东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促进高管薪酬信息流动和提高监督力度,提升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发挥了治理协同效应.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控股型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均能显著发挥治理作用,但非控股型和非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在高管薪酬契约方面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为全面正确认识连锁股东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连锁股东发挥作用、促进控股型连锁股东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的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母子公司财务管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母子公司是以资本为纽带组成的治理结构,母公司作为子公司的投资者和股东,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机构对子公司进行控制。在母子公司管理控制体系中,财务管理是核心。母子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是资本增值。     

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来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本文以2006年-2010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管控制权的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指标,都能显著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高管控制权强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都显著低于高管控制权弱的公司;当公司存在两职合一、董事会独立性较弱、监事会规模较小、高管持股、高管任期较长等现象时,对高管控制权的约束较差,此时高管出于维护自身职位的考虑更偏向于较低的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