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创新能力与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企业微观层面的检验

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成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采用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匹配中国工企—海关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对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保护主义阻断了国际循环的技术扩散机制,促使中国数字贸易企业走上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道路,通过发挥双循环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激发中国数字贸易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数字贸易质量水平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双循环格局对一般贸易、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部地区的数字贸易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双循环格局下研发溢出与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

产品复杂度的提升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国生产复杂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多,该国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就越能立于不败之地.本文详细论述了双循环格局下研发溢出影响产品复杂度的机制,并利用中国32个工业行业2000-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溢出对中国工业行业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效果.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研发溢出可以通过竞争效应、反馈效应、市场需求引致效应、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促进产品复杂度的提高.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内的研发可以显著促进产品复杂度的提高,产业间的研发虽然与产品复杂度正相关,但不显著;外国研发通过进口渠道和其他渠道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行业人力资本是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提高的重要促进因素;产品复杂度具有显著的累积性特征,上一期产品复杂度对当期产品复杂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吗——基于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效率提升视角

利用数字金融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并以国内大循环效率提升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国内大循环效率,进而畅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并且,相较于贫穷地区,这种畅通作用在富裕地区更为突出。同时,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将会强化数字金融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和创业活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据此,从推动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金融中心建设、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贸易高质量发展是高效优质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资源的关键抓手，能够有力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贸易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贸易能够有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且这种影响受到市场开放度的调节；此外，从数字贸易各维度看，其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是数字贸易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和物流业升级对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三是空间回归表明某一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贸易能够有效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对西部地区虽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数字贸易各维度中，数字技术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业化贸易在东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有助于理清数字贸易和贸易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及作用机制，为我国通过发展数字贸易进而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为政策决策提供建议。     

双循环重心变化、贸易自由化与我国生产率增进*——基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双循环重心变化问题，高质量发展的要义之一是生产率增进。本文将双循环重心变化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演示双循环重心由国际向国内转变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的影响，而后利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导致集约型资源错配和扩展型资源错配，从而抑制行业总生产率增长；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则有助于提高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行业总生产率增长。因此，转变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增进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金融服务“走出去”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重构测度指标，利用手工收集的金融服务“走出去”数据研究其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既有助于从金融服务“走出去”角度助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同时也为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提供明确理论借鉴。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文章证实了金融服务“走出去”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东道国经济越发达、契约环境越好，金融服务“走出去”的促进效应越显著。分样本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中资银行海外机构更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相较于金融危机前，金融危机后促进效应显著。此外，中介效应表明：功能溢出效应和双循环协同效应是金融服务“走出去”影响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渠道。     

双循环战略下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以江苏扬州玩具业为例

实施国家双循环重大战略部署，推动经济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需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文章针对扬州玩具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数字经济赋能扬州玩具业自主创新研发、智能制造、孕育可持续消费业态、开辟无障碍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机理，探讨数字经济赋能扬州玩具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以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人工智能促进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吗?——来自29个主要经济体的证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了传统服务贸易逐渐数字化、智能化,本文利用2017—2021年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人工智能发展指标和服务贸易“国家—行业”层面数据,针对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服务效率和服务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实现;一国网络使用成本越低、上网活跃度越高与宽带速度越快,越能增强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赋能作用,但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与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会削弱该赋能作用,且人工智能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人工智能显著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本文拓展和深化了人工智能对服务贸易的效应评估研究,为中国通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基于贸易网络视角的数字竞争力测度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而衡量各个国家数字竞争力水平的研究大多依赖数字经济规模等宏观指标,和由互联网普及率、人均手机数量等指标体系构成的数字化发展指数。本文从“国家—产品”的双模贸易网络这一新的视角衡量国家的数字竞争力,依赖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应的209种HS编码产品,分别构建了数字产品中心度和数字贸易复杂度两个指标,发现中国和韩国在这两种指标下分别处于世界前列。然后本文使用数字贸易复杂度指标构建实证分析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出数字竞争力对各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探讨了数字竞争力对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国家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对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数字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跨境电商出口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新型贸易出口方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注入新动能。本文运用2012—2021年世界银行数据库、UNCTAD数据库等构建多维面板数据,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影响渠道分析和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直接影响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且其影响具有异质性。在间接影响方面,降低贸易成本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中介渠道,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调节因素。进一步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和促进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出口复杂度——基于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实证研究

以新兴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使用201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增加数字服务出口三个渠道提升新兴服务的出口复杂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随着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基础设施对细分新兴服务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维修维护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行业的出口复杂度,而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行业不存在明显影响。因此,在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加大对新兴服务贸易的投资,又要注重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影响。     

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选取涵盖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2007—2021年面板数据,将“贸易—经济”关系研究视角拓展于知识产权贸易,探讨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且经由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旧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贸易通过结构效应、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深入作用于经济“双循环”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越明显。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贸易利得分析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贸易利得是一国内外循环态势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多部门投入产出联系的贸易利得量化模型，结合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测算了1987—2017年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贸易利得，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内循环的贸易利得呈下降趋势，中国外循环的贸易利得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中国内循环的贸易利得依然大于外循环的贸易利得；第二，相对于外循环，中国内循环贸易利得的持续能力、空间关联效应和升级潜力都更大；第三，中国内循环贸易利得和外循环贸易利得之间，不存在正向的空间关联效应。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打通双循环之间的堵点，有助于实现双循环贸易利得的良性互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内国际双循环: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

就供给配套及营销市场的来源差异而言,国内循环是整个生产流程在主权国家内部开展并完成的经济系统,而国际循环是国内生产流程借助了国外原材料、国外生产制造或国外消费市场开展并完成的经济系统.文章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状与特征,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研究发现:(1)基于国内配套能力及国内市场空间,中国经济发展已呈现出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显著特征.(2)依托国内供应体系的一般贸易出口是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模式,随后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及利用国外配套的一般贸易进口模式.(3)外资企业尤其是成本导向型外资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国内市场网络的构建.(4)国内循环尤其是国内配套能力的增强显著促进了增值水平更高的一般贸易出口,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因此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在持续增强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和挖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以"外"促"内"、以"内"提"外",推动"内""外"协调并举.     

双循环格局下中国出口绿色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进出口总值来测算一国（或地区）贸易水平的核算方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重复计算且没有考虑贸易隐含环境成本。本文构建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这一指标,采用OECD2021年最近公布的66个国家（或地区） 2000—2018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从双循环视角对中国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从2000年的1148.61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25020.49亿美元,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的快速上升不仅是因为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与贸易环境成本减少有关;低碳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高碳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结构不利于贸易环境成本的降低;中国国内国际循环强度的阶段性特征呈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演变趋势;国内、国际循环强度对中国出口绿色贸易增加值均有积极影响,国际循环强度的影响更大。因此,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大循环推动国际大循环,提高出口贸易附加值,降低出口贸易环境成本,从而提高中国出口绿色贸易水平。     

数字经济影响低碳贸易竞争力的中介效应研究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冲击,但国际贸易合作并未因此按下“暂停键”,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成为各国合作的新契合点。文章选取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基于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进步能显著促进中国低碳贸易竞争力的提升;绿色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低碳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且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应大力支持并推进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融合数字技术,提升绿色技术水平,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提升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数字贸易对中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数字贸易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考察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显著推动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揭示,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分别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渠道作用。门槛分析显示数字贸易水平越高,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越强。空间溢出检验发现,本地数字贸易发展对邻地就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中,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就业比对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研究结论为更全面地考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异质性技术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

依托技术创新发挥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并将技术创新分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3种模式，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但在发展初期会带来碳排放增加，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降低碳排放，但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而且，随着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愈发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综合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碳作用更强。数字经济时代，应依托技术创新的碳减排优势，加强低碳技术自主创新与模仿改造，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     

贸易中介对于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

文章关注过往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中较少讨论的贸易中介。基于2002—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文章不仅关注贸易中介对于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也对这种影响的异质性进行讨论。结果表明：(1)贸易中介能帮助企业与海外客户建立联系,进而促使企业学习海外产品知识,推动企业的出口产品拓展。(2)贸易中介能帮助企业与本地其他企业建立联系,进而促使企业学习本地产品知识,推动企业出口产品拓展。(3)一般型贸易中介对于企业拓展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专精型贸易中介则更有助于企业拓展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在理论层面,研究一方面为经济地理学理解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提供了新的证据;另一方面也丰富了经济地理学对于中介主体,尤其是贸易中介影响的认识。而在现实层面,研究也为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即通过促进贸易中介的发展,推动本地企业的出口产品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