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为避免“成功陷阱”和“失败陷阱”需进行双元学习,现有对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存在分歧且很少关注组织情境因素对该关系的影响.本文基于组织惰性视角,以中国环渤海地区183家处于成熟期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对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处于成熟期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均显著正相关;组织惰性负向调节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其中对双元学习的平衡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具有显著性.     

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在对HRM活动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回顾,提出了HRM活动与企业绩效关系及HRM效能的中介效应的假说,并以133家样本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假说进行了检验。实证分析发现,HRM活动中只有职业发展、绩效评估与管理、薪酬管理等三个方面对“人才吸引力”有显著影响,培训和薪酬管理两个方面对“企业技能水平”有显著影响;薪酬管理和员工参与两个方面对“企业员工动机”有显著影响。七项HRM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因而,HRM效能是HRM活动与企业绩效之间中介变量的假说也没有得到支持。最后,讨论了本项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建议。     

多元化战略对企业集团发展的“双刃剑”效应

从企业集团的经营发展战略角度出发,根据多元化经营行业跨度和投资强度,构建多元化指数,研究企业集团多元化战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探究资本使用效率与管理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且资本使用效率与管理效率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因产权性质、研发投入水平、市场竞争力以及行业利润率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因此,企业集团应根据自身发展和主业定位选择合适的多元化战略。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并购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的并购数据,从绿色并购的视角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寻租依赖程度较大的企业中和环境治理压力较大的地区更加明显,这凸显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的“亲而有度”和“清而有为”分别通过优化企业环保注意力配置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此外,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实施本地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事件公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短期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驱动下的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绿色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长期的绿色并购协同效应。文章还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抑制企业绿色并购的脱耦行为。文章从绿色并购视角厘清了新时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政商关系水平、加快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具有两面性吗——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之争”发展至今,研究“如何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比继续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更具有现实意义。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效应,表现为政策能够促进企业长期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效应,表现为政策会引发研发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消极效应会对积极效应产生替代作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政策的消极效应,并放大政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消极效应的产生源于企业借助政策开展研发操纵,提升短期财务绩效和短期市场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和风险的影响效应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公司绩效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与风险负相关;（2）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绩效和风险的积极效应更显著;（3）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效减轻财务风险和违约风险;（4）社会责任履行表现的评价越高,公司股票市场表现更好,但现有融券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无反应。     

网络效应新产品实施合作竞争战略的动机和条件

研究了开发网络效应新产品的创新企业实施合作竞争战略的动机和条件,发现网络效应强度、创新产品与模仿产品的质量差异使得创新企业有动机实施合作竞争战略,创新企业和模仿企业的边际成本则决定了模仿企业是否有动机生产模仿产品和愿意进入市场参与竞争。     

进口贸易网络地位与企业环境绩效

提高进口贸易网络地位有助于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改善环境绩效是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的必然要求。以贸易网络为切入点,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通过有向加权的贸易矩阵测算了企业的进口贸易网络地位,结合污染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两个代表性指标系统考察了进口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明显改善了企业的环境绩效,技术升级效应和成本优化效应是进口贸易网络地位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渠道,此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等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另外,异质性分析表明,进口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上游和中游企业、新进入和存续企业以及内销企业的环境绩效改善更显著。     

青海扶贫开发的难点与战略探究

反贫困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青海的贫困源于能力贫困,扶贫的难点在于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无法保持可持续发展。单纯依靠物质资本投资的“输血”型扶贫战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青海的贫困问题。确立能使贫困者的脱贫能力持续增长的“造血型”战略是青海扶贫开发的理性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效应研究

企业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从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使用行业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随着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会不断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更有利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这些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加强了对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效应、机制的理解。     

创业导向、组织宽裕与企业绩效：一个交互效应模型

创业导向是创业企业的一种战略选择,由前瞻性、创新性和风险承担性三个维度构成,过往研究发现,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对其影响过程和机理的研究尚无定论。首先,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其次,组织宽裕资源确实对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间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结论说明,对于创业企业,创业导向战略意图的实现还有赖于企业内部组织宽裕资源的储备,“剩余”资源的存在可承担潜在的创新风险和失败,激励企业敢于充分挖掘创业导向的绩效价值。     

企业创新的“量”与“质”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与门槛效应

运用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企业创新的“量”与“质”方面来考察企业创新能力，并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研究框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从调节效应来看，企业创新数量对企业财务绩效起到促进作用，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这种促进作用，同理，企业创新质量如是。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下，高质量企业技术创新比低质量企业技术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未来的财务绩效。从门槛效应来看，在知识产权保护下，企业创新数量对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单门槛检验，促进作用不断增加；低质量企业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双门槛检验，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愈来愈大；高质量企业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单门槛检验，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     

中国商业银行经营多元化的实证研究

论文引进衡量企业经营多元化程度的Entropy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绩效及引致风险做出实证分析并从中得到启示，即中国商业银行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要谨慎而行，避免自身资源过度分散而对主营优势业务产生“挤出效应”。     

监督，信息抑或流动性缓解——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能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吗？

如何更好地通过市场化体制机制配置信贷资本要素,对缓解我国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这一市场化机制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可以显著降低其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作用通过监督效应、信号传递以及流动性担保得以实现,并且在较长期间内依然存在,而经银企联盟有效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的企业投资效率、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显著提升。本文的研究结果——体现市场逻辑的银企战略联盟对缓解企业“融资贵”和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不仅支持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所坚持的前进方向,而且对战略联盟和债券市场发展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     

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

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提升企业绩效。鉴于企业发展受内外部因素的联动影响,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173份有效调查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对影响企业转型和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情境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效应,但是伴随战略柔性强度增大,其贡献度减小;两者交互效应能显著正向提升企业绩效,且绿色创新在不同水平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不同中介作用,说明变革管理理念和强化绿色创新是遏制战略柔性过高导致企业绩效贡献度下降的重要措施,绿色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效应发挥起到纽带作用;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政府规制政策更多地对企业决策和创新行为带来抑制效果。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加强内生路径建设、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实现政企双赢与协同发展。     

高管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来自企业绩效与绩效稳定性的证据

尽管高阶梯队理论已经认识到高管团队权力配置的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且尚未将企业绩效稳定性纳入研究框架。基于此，本文从权威和信息两个核心作用机制出发，尝试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企业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和绩效稳定性的影响，并以2000—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本文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间的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有正面影响，但对绩效稳定性则有负面影响，即高管权力差距存在“双刃剑”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长期合作能够强化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弱化其对绩效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同时，高管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在民营企业与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与绩效稳定性的影响，丰富了现有文献对权力和高管团队研究的认识，也为实践中不同情境下的团队搭配提供了启示。     

战略导向、领导风格对协同创新绩效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战略导向的调节作用,探讨了领导风格对组织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对126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领导风格对协同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战略导向对协同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对组织协同创新绩效影响显著,战略导向对变革型领导与协同创新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对交易型领导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调节效应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与绩效:理论及实证检验

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执行过程长期以来被视为神秘的“黑匣子”,为了解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影响组织绩效的原因,有必要打开该黑匣。本文探讨企业文化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以我国110家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发展型企业文化的中介效应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影响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得到充分体现,而等级型企业文化却不能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效应的评估

文章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突破性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后侧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驱动效应，同时，还通过影响前侧研发投资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驱动效应。研究结论为政府运用补贴政策驱动企业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