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理人异质性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对经理人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现有文献鲜有研究。本文基于经理人异质性的分析视角,按照独立性将经理分为一体型、依附型和独立型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经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独立型经理能够对大股东掏空产生有效的抑制,依附型经理对掏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一体型经理则会激励大股东掏空。同时,通过将掏空和非正常在职消费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发现,经理人的非正常在职消费程度随着其独立性的提高而降低,经理人追逐非正常在职消费的动机越强越有可能与大股东形成合谋进而加剧掏空。本文还发现,公司价值与经理人独立性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经理人的独立性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在抑制大股东掏空及提升公司价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大股东持股比例、投资者保护与掏空行为——来自我国沪市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通过借鉴LLSV掏空模型来构建数理模型,考察大股东持股比例、投资者保护与掏空行为的内在逻辑关系,并以沪市民营上市公司2007年～2009年的关联交易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行为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曲线关系,且当企业存在占优控制型大股东时掏空行为更严重;法律环境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掏空行为,而信用水平对掏空行为的约束效果并不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解决股票错误定价问题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从而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媒体报道多、公众关注度高能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理层数字战略引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为此，要建立健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帮扶机制。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独立董事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

本文以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独立董事的引入能否有效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与以往研究类似,在OLS回归中,我们未能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变量具有内生性,在控制独立董事内生性情况下,我们发现独立董事变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以往研究未能发现独立董事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很可能源于模型设定偏误。在稳健性分析部分,我们采用了多种指标来反映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掏空”与审计治理效应

以A股公司为样本,以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治理效应的代理变量,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外部审计对大股东"掏空"治理效应的变化。研究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大股东"掏空"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外部审计对大股东"掏空"具有揭示和抑制作用;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外部审计对大股东"掏空"的揭示和抑制作用下降。审计治理效应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为了顺利套现,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的强烈动机,这一动机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显著降低了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     

外资大股东能抑制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隧道效应是我国证券市场实施引入外资股东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研究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从现金股利隧道效应角度实证检验引入外资股东是否能有效控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实证结果证明：（1）外资直接持股能够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间接持股则没有明显作用;（2）直接持股外资大股东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抑制作用与其持股比例密切相关,当持股比例适度时,外资股东能够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降低第一大股东隧道效应。但当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成为第一大股东或与第一大股东接近时,外资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和隧道效应抑制作用会消失。无论是改变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度量因子,还是使用更为保守的样本,这一结论都是稳健的。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     

同心协力抑或明争暗斗：机构投资者抱团与大股东掏空行为

从网络视角探讨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角色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但相关文献普遍关注个体网络位置,忽视了个体交互关系对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借助2013～2020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运用Louvain算法从机构大量持股的网络中近似识别机构投资者团体,并探究其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会合谋大股东,加剧其掏空行为;考虑团体特征的影响,发现单个机构团体内部各成员合作程度的下降和企业内机构团体之间竞争程度的减弱,均有助于抑制机构投资者抱团的负面影响。拓展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后会选择操纵管理层业绩预告以高位减持获得收益,并会通过委派董事削弱董事会独立性为大股东掏空提供便利;而外部流动性环境会影响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的治理效应,当资本市场放松卖空管制和处于熊市时,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消极治理效应能够得到缓解。研究结论丰富了机构投资者网络结构特征对其治理角色影响的相关研究,为监管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提供参考。     

国企民营化与企业创新效率：促进还是抑制?

文章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从创新效率的视角考察了微观创新主体民营化前后创新行为的变化。研究发现，民营化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企业的专利数量显著减少，这种影响在缺乏原国有大股东制衡、无系族的上市公司以及外部产权保护较弱的地区更加显著，而且相对于创业型企业，民营化企业的创新效率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化抑制企业创新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关联交易显著增加、投资显著减少，民营化后非国有大股东更多地表现出掏空动机，减少了创新活动，降低了创新效率。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理解民营化企业的效率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新兴转轨经济体的民营化行为，而且对于监管层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股权激励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本文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公司治理要素对大股东占款的影响之后,总经理持股或股权激励安排确实能够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占,但是,股权激励的抑制效果不是线性增长的,即总经理持股比例与大股东侵占度不成线性关系。本文没有发现总经理持股比例超过5%时会产生堑壕效应,也没有发现所有制形式对股权激励效果有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正在进行的股权激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也丰富了股权激励的相关文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杠杆操纵

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会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信息互补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其杠杆操纵程度，且数字化转型对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公开信息透明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杠杆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度、研发投入和银企关联强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杠杆操纵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结构，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优化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银行对抵押品的依赖。上述结论不仅从信息互补视角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路径，更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并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流动性、负债融资及代理成本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负债融资及债权人对大股东自利行为与管理者代理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中国上市公司中债权人抑制大股东和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动机.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流动性较好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层代理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中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流动性较差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者代理行为有显著抑制作用.当企业流动性较好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层代理行为无显著抑制作用.     

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研究

大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与企业的运营状况、客观限制条件强弱及其道德素养有关.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控制权私人收益与企业的运营状况及其掏空的难易程度显著相关,但是大股东掏空行为与其情感因素关系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家族企业的监管仍然要注重制度的建设,而不是单纯的口号式教育.     

大股东掏空与支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国内外现有关于大股东掏空的研究,或孤立研究掏空问题,或虽结合支持研究但其背景依据不适合中国。为此,笔者针对中国上市公司广泛存在的融资限制,借鉴性引入投资对现金流敏感度分析思路,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的掏空和支持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提供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掏空和支持行为的经验证据,同时也验证了Friedman等(2003)关于掏空和支持是对称的观点。     

大股东减持的支持效应研究

大股东减持动机可分为即时性获利动机和长远性获利动机。掏空与支持是大股东为了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方向不同的利益转移行为,前者是大股东即时性获利行为,后者是大股东长远性获利行为。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与支持行为是对称的,支持可能是为了将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也可能是为了以后进一步的掏空。     

大股东减持的支持效应研究

大股东减持动机可分为即时性获利动机和长远性获利动机。掏空与支持是大股东为了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力向不同的利益转移行为，前者是大股东即时性获利行为，后者是大股东长远性获利行为。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与支持行为是对称的，支持可能是为了将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也可能是为了以后进一步的掏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一项重大选择,但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资本市场股票错误定价尚不可知。基于沪深A股2014—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传统行业中,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信息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股票错误定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文章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范围,也为抑制股票错误定价提供了新思路。     

融资惯性、控制权收益和民营化效率——基于星美联合的案例分析

文章通过研究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联合),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后,接手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仍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持续稳定的银行贷款,这种融资惯性使企业可以通过高额负债实现资产的迅速扩张.同时,由于民营化并没有改变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接手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关联方交易来掏空其利用融资惯性而加速积累的资产,并可以进一步利用破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漏洞,逃脱大额银行贷款的约束而金蝉脱壳,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加倍流失.可见,民营化的真实动机是影响民营化效率的根本因素,控制权与剩余所有权的分离是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直接原因,而国有资本管理、金融企业贷款管理、上市公司交易监管等方面的缺陷则为民营化后国有资产的加倍流失提供了机会.文章开拓性地研究了控制权收益的具体来源,融资惯性增加了民营化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是导致国有资产被加倍掏空的隐蔽渠道.因此,完善金融机构的贷款制度并加强对上市公司掏空行为的监管和惩戒,是避免“国退民进”中利用融资惯性掏空国有资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