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依赖与出口贸易——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单边技术管制不仅会对一国出口贸易利益形成冲击,还会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多元化.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法测算框架,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评估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及国内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中源自国外增加值部分比例在大幅下降,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仍十分依赖国外中间品投入;欧洲、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地区,且中国出口中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流出占比.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国内各行业及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放大效应"和"吸收效应".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贸易利得分析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贸易利得是一国内外循环态势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多部门投入产出联系的贸易利得量化模型，结合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测算了1987—2017年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贸易利得，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内循环的贸易利得呈下降趋势，中国外循环的贸易利得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中国内循环的贸易利得依然大于外循环的贸易利得；第二，相对于外循环，中国内循环贸易利得的持续能力、空间关联效应和升级潜力都更大；第三，中国内循环贸易利得和外循环贸易利得之间，不存在正向的空间关联效应。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打通双循环之间的堵点，有助于实现双循环贸易利得的良性互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重心变化、贸易自由化与我国生产率增进*——基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双循环重心变化问题，高质量发展的要义之一是生产率增进。本文将双循环重心变化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演示双循环重心由国际向国内转变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的影响，而后利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导致集约型资源错配和扩展型资源错配，从而抑制行业总生产率增长；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则有助于提高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行业总生产率增长。因此，转变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增进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内国际双循环: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

就供给配套及营销市场的来源差异而言,国内循环是整个生产流程在主权国家内部开展并完成的经济系统,而国际循环是国内生产流程借助了国外原材料、国外生产制造或国外消费市场开展并完成的经济系统.文章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状与特征,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研究发现:(1)基于国内配套能力及国内市场空间,中国经济发展已呈现出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显著特征.(2)依托国内供应体系的一般贸易出口是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模式,随后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及利用国外配套的一般贸易进口模式.(3)外资企业尤其是成本导向型外资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国内市场网络的构建.(4)国内循环尤其是国内配套能力的增强显著促进了增值水平更高的一般贸易出口,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因此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在持续增强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和挖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以"外"促"内"、以"内"提"外",推动"内""外"协调并举.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研究——中国规模化经济视角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忽视国际循环,而是追求国际循环更高质量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国与相同人均GDP时期的日本、韩国和欧美国家进行比较发现,同发展水平下,中国的生产、消费和对外贸易等的规模均远大于这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这种规模化发展模式不仅促成了国内大循环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和消费需求潜能,而且可以通过出口贸易、对外投资、进口消费和外资引进等多条路径向其他国家释放"工业化红利",加速全球特别是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助推国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本文从中国规模化经济视角探讨中国全球工业化的贡献,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究竟有多大——基于附加值贸易的估算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以贸易附加值来刻画出口品内含的新增价值,从而更本质地揭示一国出口的真实贸易利益。本文利用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出口贸易内含国内附加值视角,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1)伴随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贸易内含的国内附加值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虽有下降趋势,但总量却呈稳步上升态势,且数量巨大可观,出口贸易的总量经济效应十分显著;(2)从分行业层面来看,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较大且呈上升趋势,表明出口贸易利益来源结构进而所反映出的产业结构有所优化;(3)服务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所做贡献极其有限。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推动附加值贸易高速增长,进而实现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     

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价值演进及因素决定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分别在细分制造业以及按照要素密集度特征分组两个层面上,测算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总量、国内服务增加值及国外服务增加值。结果显示:(1)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增加值率有逐步提高之势,并且这种变化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间具有差异性;(2)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来自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加值在服务增加值总量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动态变化角度看,国内服务投入增加值主导地位有"弱化"迹象,国外服务投入增加值地位有提升趋势,而且这种变化趋势同样存在部门差异性;(3)从决定因素看,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服务贸易开放度、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制造业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但对内涵国内服务增加值和国外服务增加值影响具有差异性。     

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2001—2017年浙江制造29个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研究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贸易利益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度下降。出口技术升级、贸易开放显著地降低了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等因素导致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长。交叉项检验表明,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显著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外商直接投资、煤炭消耗占比、资本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导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加。     

数字金融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吗——基于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效率提升视角

利用数字金融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并以国内大循环效率提升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国内大循环效率,进而畅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并且,相较于贫穷地区,这种畅通作用在富裕地区更为突出。同时,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将会强化数字金融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和创业活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据此,从推动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金融中心建设、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贸易比较偏好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目前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认识其参与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有助于加快建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本文构建了省际调出与出口比较偏好指数,利用中国七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投入产出表,考察了1987—2017年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主要发现有:在全国层面,各省份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以2007年为"拐点",国内经济循环导向总体减弱,国际经济循环导向总体增强;沿海地区的经济循环导向在2017年之前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而内陆地区的经济循环导向始终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反映了中国梯度式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各省份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绝对差异不断扩大,反映了各省份在分工体系中的职能存在明显差异;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反映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存在部门差异;工业各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绝对差异逐渐扩大,反映了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分工程度不断深化。     

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测度与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中44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计算2000-2014年各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结果表明,技术水平和资源投入是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要素,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虽有所上升但仍相对较差,GVC地位指数数值为负也说明其制造业出口获利能力亟待提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促进知识...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

加快贸易方式转型,对我国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安全高效稳定实现国际循环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匹配2001—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成本调节和创新激励的影响机制,显著削减加工贸易比重,并提高一般贸易比重,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在不同服务要素投入、不同服务要素来源、不同制造业企业、不同时期中存在差异影响。因此,优化国内制度环境、深化服务业开放以及提升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贸易方式转型效应的重要战略政策。     

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与贸易福利

降低中国国内区域间的贸易成本,对于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而降低国内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更是促进国内大循环有效畅通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中国国内贸易中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在国内总贸易成本中占比为21.7％,且制度性贸易成本的降低对贸易福利的改善来说效益十分明显,平均来看制度性贸易成本降低50％,会使中国整体福利水平提升5.9％,欠发达区域从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中获益最多.进一步地,各区域生产率差异化程度越高,即贸易弹性值越小,则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也就越大;分部门来看,降低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农业、钢铁及有色金属加工冶炼业以及食品加工业部门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将对中国的整体福利水平带来可观的效益.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 ——基于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

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如何评估中国的实际出口竞争力,以及如何观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演化方向和路径?这需要我们综合考虑贸易的"质"和"量".文章将TiVA方法与衡量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市场渗透率(MPI)指标相结合,构造出基于最终品进口市场的增加值市场渗透率(MPIVA)指标,进而测度与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其增速已放缓.中国在行业市场上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在提升,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制造业,且服务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也在上升.(2)出口的行业内增加值上升和出口向国内增加值高的行业转移,共同构成了中国增加值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出口的行业内效应,而非出口的行业间效应.(3)中国行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主要不是来自出口行业本身的直接增加值效应,而是来自上游行业的间接增加值效应;中国制造业出口本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仍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文章为提升中国出口行业本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地位以及优化中国出口行业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和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通过构建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框架,从路径分解、双向数字关联、国际比较及数字全球价值链联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综合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数字贸易国家,数字化国内增加值是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通过简单参与形式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和复杂生产活动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经历了由数字化价值输入向数字化价值输出的转变,但相对地位依然较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其中美国既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出口最大的目的地市场,也是制造业数字化进口最大的来源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对发达经济体和欧美市场依赖性较强。     

优化中国出口贸易结构 走向贸易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30多年,出口贸易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出口贸易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变化,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仍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本文应用1978～2010年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从国际市场结构、贸易主体结构、贸易方式结构、出口商品结构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必须进一步优化调整,开发国际新兴市场,鼓励民营外贸企业出口发展,实现贸易方式结构的一般化,提高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逐步向国际制造产业链的上游、价值链的高端实现战略转型,使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之路。     

双循环新格局促进了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创新能力和产品空间的视角

“两头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使中国数字贸易陷入“模仿创新”和“低端锁定”的困境。基于创新能力和产品空间的视角,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探讨双循环新格局是否能够促进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显示：双循环新格局对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参与国际循环通过后向模仿创新能力中介渠道对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而参与国内循环通过前向自主创新能力中介渠道促进了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其促进作用分别受产品空间密度和技术复杂度的调节影响。拓展分析揭示了双循环新格局对中国数字贸易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为中国数字贸易企业应对逆全球化和外部风险的冲击与挑战,形成双循环新格局,特别是利用国内统一大循环的超大规模优势来培育本土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空间密度和技术复杂度,最终实现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技术能力视角的中国企业国际化分析

迄今为止,理论界对于面向国际进行扩张式投资的很多企业落户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等现象,给予了诸多关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活动的积极姿态,可以通过内向型FDI流量、出口贸易额度和外向型FDI流量3个维度得以考察。2000年中国出口总值为2492亿美元,到2007年这一数值则达到12180.2亿美元,8年平均水平为5947.5亿美元;内向型FDI在2000年和2007年的数值分别为407.14亿美元和826.58亿美元,8年平均水平为598.74亿美元;外向型FDI在2000年仅为9亿美元,但是截止到2005年,这一数值已升至113亿美元。     

中日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衡量与比较

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和参与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新常态下出口贸易的中心开始由“量”向“质”的转变,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部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出口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出口仍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尽管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不断提升,但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对比分析了基于国内增加值的我国与日本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差异。并且探讨了战后日本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迅速提高的原因,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