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弥补研发投资市场失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2015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增加内部现金流缓解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通过提高主业业绩削弱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从而抑制了金融化。与国有企业和成熟期、衰退期企业相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能够抑制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的金融化。本文从金融化视角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作用效果，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对于重塑金融化政策范式，进一步科学优化政策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理论剖析融资约束如何影响成本加成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14-2019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缓解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以及替换变量的稳健性结果中依然成立。针对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以及产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政策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大。究其影响机制,融资约束主要经由抑制研发投入增加的渠道对成本加成产生负向影响,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进而起到缓解融资约束对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基于中国新能源行业的研究

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和内外部融资约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14—2019年新能源行业164家创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融资约束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验证股权集中度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强度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不仅对创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还可削弱融资约束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负面影响；创业企业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     

企业异质性与加计扣除政策研发激励：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

基于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数据，筛选仅享受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加计扣除对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激励效应。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能够刺激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从地区看，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应具有地域差异；从经济属性看，加计扣除政策对外资、民营企业研发激励效应较强；从行业看，加计扣除政策对科学技术行业激励效应最大。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基于组织韧性中介效应的检验

疫情发生以来,企业经营活动受挫,发展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融资约束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作为金融创新服务的供应链金融能否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201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验证组织韧性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组织韧性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R & D税收激励有效性与影响因素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抽象出盈利能力和研发程度是R&D税收激励效应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15%税率式优惠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5%税率式优惠与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激励企业创新,而加计扣除激励效果显著优于15%税率式优惠;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受企业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而加计扣除政策受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较大;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高新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创新激励效果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高新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研发密集型行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5%税率式激励对成熟度较高企业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成熟度较低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R&D税收激励有效性与影响因素——基于15%税率式优惠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证比较分析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抽象出盈利能力和研发程度是RD税收激励效应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15%税率式优惠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5%税率式优惠与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激励企业创新,而加计扣除激励效果显著优于15%税率式优惠;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受企业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而加计扣除政策受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较大;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高新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创新激励效果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高新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研发密集型行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5%税率式激励对成熟度较高企业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成熟度较低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软件信息业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绩效实证研发

选取上海、深圳证券市场软件信息业171家高新技术企业2012-2015年的相关数据,针对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较好,政府应给予企业更多的加计扣除优惠;根据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研发投入对当期绩效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对滞后一期绩效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滞后两期绩效正向作用不明显。研发投入经济效益回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根据分位数回归结果,处于50%分位点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最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生产要素结构：补偿还是挤出？

为回答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调整如何引起企业生产要素结构调整,在补偿效应和挤出效应两方面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对前期已享受过50%扣除比例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调整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政策调整对资本要素具有补偿效应,对劳动要素的补偿效应强于挤出效应,短期可以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创新环境好的东部地区企业、创新动力大的民营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政策的影响显著,但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混合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政府创新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减税、研发加计扣除三种政府创新政策对中国企业私人性质的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发现是:从混合效应来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性质创新投入造成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私人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这些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不同分位区间的企业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从交叉效应看,总样本中,政府创新补贴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及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均形成相互抵消的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之间,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形成相互补充的挤入效应。这些交叉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的不同分位区间中,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性。上述经验证据既为创新政策领域研究增添了重要的中国经验,也为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从研发（R&D）投入看加计扣除政策助力企业创新落实效果——基于加计扣除和研发统计中研发费用支出核算要求的推断分析

加计扣除和研发统计都要求对企业研发(R&D)费用支出进行准确归集核算,尽管两类核算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界定没有实质差别,但是两类研发(R&D)费用的具体核算内容却存在较大差异。文章从行业类别、学科领域、核算原则和费用范围四个方面对两类研发(R&D)费用支出核算差异进行了归纳,并以全国平均水平和重庆为例,对两类费用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对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完善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效果提出了对策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民营科技企业为例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我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重要税收激励政策。基于对上海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的总体效果、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找出了在政策设计、政策落实和企业自身方面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我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重要税收激励政策。基于对上海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的总体效果、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找出了在政策设计、政策落实和企业自身方面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对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研究

构建了二元离散Logistic模型,利用2008—2013年在中国创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结合企业特征,从金融中介发展、创业板发展和风险投资发展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规模越大、年龄越大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现阶段金融中介发展和创业板发展并未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且对规模较小的企业的融资约束具有更大的抑制作用,风险投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宏观货币政策和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2-2010年期间深沪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基础,从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考察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和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据此评估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2)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3)非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弹性更显著;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能够更大程度地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更有效地改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金融环境优化功能提供了企业投融资层面的微观证据。     

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指数，采用广义矩估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且存在金融效率提升和营商环境优化两条实现路径；金融科技对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强；地区策略选择具有差异，如东部和西部地区可选优化营商环境、中部地区可以选择提升金融效率。基于此，提出规范企业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拓宽投融资渠道等政策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何以更有效？——基于数字化转型与R&D归类操纵的证据

如何切实贯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节点。立足数字经济时代，聚焦该政策可能引发的R&D归类操纵，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遏制这一投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控质量和所处法津制度环境与数字化转型形成“治理互补机制”，共同推进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地实施；数字技术的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显著优于其他技术；区分费用操纵方向，发现“虚增”研发费用的企业更倾向依靠政策获得减税优惠，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了治理功能；考察2017和2018年政策集中调整的影响，发现扣除比例提高和覆盖范围扩大有效缓解了R&D归类操纵。研究结论对如实评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效用、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治理功能、明确R&D归类操纵的监管重点领域，具有启示意义。     

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数据,通过对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对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房地产企业高质量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其金融化,且过度金融化企业的效果更为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减小其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过多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但履行社会责任并不能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来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维度来看,员工、供应商、客户、消费者、环境与社会等维度均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而股东维度则不能。并且,非国有房地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抑制其金融化,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减弱社会责任对遏制企业金融化的主效应。上述发现对房地产企业优化资产配置、防止脱实向虚具有借鉴意义。     

融资约束视角下“波特假说”仍有效吗——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其他经济圈的比较研究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企业2010-2019年面板数据,并与其他经济圈进行同期比较,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企业经营成本的中介作用与企业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抑制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并未发挥有效作用,与其他经济圈相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作用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意愿;融资约束在经营成本的中介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当融资约束降低时,经营成本的负面影响得到部分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