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化如何驱动绿色创新——知识整合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

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服务化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获取价值与资源,促进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构建服务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知识整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揭示服务化驱动绿色创新的路径及边界。基于252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对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组织合法性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以及知识整合与绿色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深化服务化与绿色创新研究,并为促进绿色创新提供指导。     

组织声誉与企业成长:创新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组织声誉是一种可持续竞争优势,通过构建良好的组织声誉可帮助企业获得创新资源,以实现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成长。创新合法性是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企业利用创新资源进行创新,必须得到创新合法性才能获得产品收益,实现企业成长。基于创新合法性视角,对组织声誉与企业成长关系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分析,以创新合法性为中介机制,构建了组织声誉对企业成长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     

环保补贴与企业绿色转型：“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大量研究显示,作为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最主要的激励政策,环保补贴无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这或因为环保补贴中存在“偏环保绩效轻创新绩效”的结构性矛盾。为证明以上观点,本文利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环保补贴结构分解为环保研发补贴与环保非研发补贴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具有短期“环境导向”特征的非研发补贴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而兼具“环保基因”和“研发基因”的环保研发补贴可通过缓解内外源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研发补贴在制造业和重污染行业样本中激励作用最强,而企业的政治关联及规模大小也会影响环保补贴政策的作用效果。第三,环保补贴政策设计应兼顾“环境”与“效率”,将短期环境保护与构建企业绿色创新转型的长效机制相结合,实现长期环境友好型增长。     

破坏性创新商业模式“合法性悖论”的突破方式研究

过去的研究大多针对概念、分类方法及破坏性创新商业模式成功后的关键因素等进行静态分析,对于其成长过程中如何突破"合法性悖论"以避免中途夭折的动态研究却不多见。在分析破坏性创新商业模式"合法性悖论"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了破坏性创新商业模式"合法性悖论"的突破方式。     

企业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SG是一个新型的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发掘企业ESG表现如何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在二者之间的渠道作用以及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绩效越高。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同时,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通过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这条路径存在调节效应,且企业财务风险越大,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是存在保护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和成熟期企业而言,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提升效应更明显。     

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对284家非国有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以及合法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分析了政治关联和所处行业竞争强度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且合法性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没有政治关联及处于高强度竞争行业的情况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通过合法性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更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合法性观点,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视为一种获得政府支持的战略,将绿色创新后果的研究从企业经济绩效层面拓展到企业与政府关系层面,不仅跳出了学术界关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否提升经济绩效的争论,也为更好地理解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企业声誉的转换机制：合法性和认证竞赛

企业声誉源自企业社会绩效,然而企业社会绩效是一个客观流量,企业声誉则是一个主观存量,正是合法性机制促成了这一转换,而认证竞赛则是合法性机制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具体表现形式。     

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基于绿色动态能力视角,构建了绿色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理论假设。基于中部六省会城市制造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绿色动态能力的形成有正向影响,同时,也验证了绿色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市场成功和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但绿色工艺创新对环境适应能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研究进一步发现,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基于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市场成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相反,基于这种中介作用,绿色管理创新对市场成功有正向影响,对企业财务绩效无显著促进作用。     

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分析: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对利益相关者导向、绿色创新及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构建了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通过问卷调查,以陕西省建筑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SEM),实证分析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及绿色创新在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但是利益相关者导向对绿色创新、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绿色创新在利益相关者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研究

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特质—行为—绩效关系模型。选取227位CEO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CEO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预防型焦点具有负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在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试论如何创新企业文化,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寻求利益的驱动等因素将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越发推进,绿色贸易壁垒环境下,各国间的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随之升级,不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与各国间经济的竞争局势.创新企业文化是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通过创新并践行企业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完善企业制度文化,可以让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具优势的地位.     

创新导向与市场导向的融合：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在比较创新和市场导向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区分四种不同导向的企业，并讨论了各导向类型之间的关系；开发了ICON量表，用以测量企业创新-市场导向的程度；最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了不同导向、环境不确定性、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制度优势转化：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创新

面临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加剧的现实及新时代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强化,有必要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三方面结论: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在政治关联与绿色创新之间呈现部分中介效应;从企业、地区进行分类异质性检验表明,政治关联对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对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更为显著。为此,必须优化制度软环境,既要防范权力寻租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又要增强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的良性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效应,有效推进绿色创新制度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效能。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企业绿色创新:市场导向抑或政策导向

推动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绿色创新,需要发挥市场和政策双重机制的驱动作用。我们通过构建PL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1)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市场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大于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3)相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4)相比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5)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实证分析拒绝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