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改中的企业战略变革:来自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文从战略变革视角,研究了国有企业引入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其战略变革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会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和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三条渠道来促进战略变革。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竞争类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引入多个大股东对其战略变革的促进作用更强,但这一效应在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此外,多个大股东所产生的战略变革效应能显著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改”所形成的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产生了“鲶鱼效应”,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并推动了战略变革,从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连锁股东、双元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连锁股东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路径检验证实,连锁股东通过促进双元创新这一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规模较大企业、盈利企业、薪酬激励较高企业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连锁股东的经济后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经营杠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探讨企业杠杆风险的重要来源——经营杠杆是否及如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的增加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拓展性研究表明：(1)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是经营杠杆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2)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仅在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和调整成本时显著,表明企业自身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及调整成本水平,是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经营杠杆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落实结构化去杠杆,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企业ESG表现、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公众对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日益增强，企业ESG表现逐渐引起国内外各界的重视，并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标准纳入企业建设并由此构建起ESG优势，能否成为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以及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视角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SG优势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建设主要通过促进创新产出、提高创新效率、提升创新质量三个层面释放企业创新效能，进而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ESG优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据此，要加快推进ESG治理，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规范完善ESG信息披露体制机制，释放企业创新效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前,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环保约谈制度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将2014年出台的环保约谈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18年地级市数据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从城市和企业两个维度验证环保约谈制度对污染排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约谈制度不仅显著降低了约谈地区的工业SO_2排放、工业废水排放以及雾霾污染,而且促进了约谈地区重污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即环保约谈制度产生了强波特效应。机制检验表明,环保约谈制度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优化治理结构两条途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且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对环保约谈制度比较敏感;环保约谈制度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本文结论为更好地落实环保约谈政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地方债发行能否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和新三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地方债数据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债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债发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也减缓了高素质人才的积累。异质性分析发现,专项债比一般债更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地方债发行对提高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低债务水平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债发行规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地方债水平超过0.0773极值后,地方债发行会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坚持通过地方债发行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产业政策提升中国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提升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而产业政策的有效使用将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市场准入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明显效果,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产权、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作用,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则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索党组织参与治理这一我国独有的公司治理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更强。此外,在融资约束较高、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党组织参与治理更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了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影响范围,提升了治理成效,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数字经济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行政等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显著提升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低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经济效应和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个人所得税减税激励何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型人力资本为中介

个人所得税减免可有效激励员工工作,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结构和积累,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文章以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契机,选取201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衡量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三个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效率、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结构均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个税改革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在规模大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非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加显著。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基于市场化程度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重视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生产率提升

本文从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这一现实出发，结合当前正在重点推进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重关注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本文以大数据发展反映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状况，结合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十三五”期间的政策支持改善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而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和数据法治建设更完善的地区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智能化程度较高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地，大数据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等机制实现的；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等要素细分市场发展，增强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本文验证了大数据发展水平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融资融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企业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进入融资融券标的名单后,其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著上升,表明融资融券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融券机制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资金约束较小的企业的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并通过对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的区分研究,显示两种机制均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研究结果说明了融资融券机制会改善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加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督,从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     

国家优先支持政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评估——来自革命老区的经验证据

推进革命老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自2012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检验国家优先支持政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文章以革命老区2008-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PSM-DID方法,评估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五大重点革命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研究表明:(1)国家优先支持政策显著提升了革命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革命老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2)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有三条,即通过智力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治理实现的;(3)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不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即在工业化水平较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和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的政策效果更强.为了进一步优化政策效果,要加大对革命老区的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进生态治理,精准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培育革命老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内生动能.     

集聚经济、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207个地级市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进。地区基础设施改进会从外部性上促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有效连接,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基础设施变化条件下,我国分地区集聚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差异需作分类研究,以便深入讨论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使用PSTR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的GML指数,以及有关计算产业集聚和相关多样化的指标,实证研究不同地区制造业集聚经济随着基础设施变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结果显示:产业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非线性影响,并基本为正;集聚经济对GML指数的正向作用小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集聚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出现过度集聚现象;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外商投资均随着基础设施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强的正向作用,东部地区政府干预促进当地生产水平,中西部地区政府干预作用随着基础设施增加而降低。     

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供应链金融同时具备供应链属性和金融属性，其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以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企业数字化程度低、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存在银企关系的企业相比，在企业数字化程度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低、非银企关系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该研究丰富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对提高企业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促进企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