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以沪深两市2016—2020年的A股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实体经济投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从而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处于成熟期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在实体经济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真实盈余管理——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管理层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和能力，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从操纵手段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异常生产成本、异常酌量性费用操纵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也导致了更多的经营现金流操纵。（2）增强市场预期、改善薪酬契约、强化分析师关注是数字化转型影响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路径。（3）数字化转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非科技属性企业和代理问题更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与真实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进数字经济的治理效应和提升企业的盈余质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实践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会计稳健性，并且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数字产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坏消息识别能力和抑制坏消息隐藏动机提升会计稳健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管理层短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透明度

本文以管理层短视行为作为研究情境，以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管理层短视行为对企业透明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短视行为对企业透明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较强的数字化转型力度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路径来提升企业透明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性强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管理层短视可通过减少企业创新活力进而降低企业透明度。本研究明晰了管理层短视行为对微观企业信息披露领域的影响，为解决管理层短视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聚合催化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基于我国沪深主板上市企业2008～202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抑制作用、非线性演变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创新意愿、提升内部控制和加强风险承担三条路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且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为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落地、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以2013—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两条作用路径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价值提升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效果不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鼓励企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为政府部门出台促进数字化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传统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会计信息可比性视角,采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路径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途径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均能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企业的高科技属性和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向关系,而国有产权属性则会削弱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传统实体企业的经济后果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推动传统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异地并购——基于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异地并购,有效提升异地并购的概率和成功率;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在二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企业异地并购。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并购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小规模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还能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不仅拓展了企业异地并购影响因素的视角,还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企业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市场价值，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助推了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解，从而驱动数字化转型和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员工雇佣数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占比,即优化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且该效应在低融资约束企业、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证实,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进而促使企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增加了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上述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有助于企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入理解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变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企业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以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企业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越高,其权益资本成本也相应提高;经营绩效是税收规避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一个中介路径,即高程度的避税活动会损害企业的经营绩效从而提高权益资本成本;结合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发现,相比交易性机构投资者,稳定性机构投资者更能发挥治理作用,弱化税收规避对权益资本成本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加转轨时期我国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也可为企业、政府和机构投资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问题及对策

<正>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是税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提升税务服务精细度，推动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税收征管体系。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变革，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税收征管现代化的进程。在数字技术驱动商业模式更新换代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给我国税收征管带来新挑战和新机遇，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当前税收征管的重要议题。     

非处罚性监管与公司税收规避——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本文基于税收规避视角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问询函性质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可以抑制公司税收规避行为,且财务报告问询函总数越多、针对同一财务报告问询次数越多、财务报告问询函问题数量越多,意味着问询函监管强度越高,公司税收规避降低幅度越大。同时,从细分特征来看,当财务报告问询函涉及税收或研发相关内容时,公司税收规避程度更低。进一步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和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公司中,税收规避程度较低,问询函的监管效果较好。     

数字化转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依据2015—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量数字化转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对国有企业和过度投资企业的作用更明显,且企业非债务税盾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状态下作用效果相反。鉴于此,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做好目标资本结构测算模型设计,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提升行业投资效率,提高制造业全球竞争力。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双刃剑”效应。以金税三期工程构建的多期DID模型实证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融资渠道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负面效应;通过治理渠道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正面效应。但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最终呈现抑制作用。企业所在地的税收征管强度以及金融市场化水平对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国有,以及处于衰退期、竞争激烈、中等技术行业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更大。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有利于增进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双刃剑”属性认识,全面把握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模式的基本特征、基础逻辑与实现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数字经济背景下,随着我国纳税人数量的快速增长,税源的隐蔽性和流动性日益增强,涉税信息获取难度增大,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很难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构建“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模式,不断提升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是实现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本文从“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模式所呈现的特征入手,在探讨“以数治税”基础逻辑的基础上,以税收现代化“六大体系”建设为背景,提出了构建“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模式的实现路径,以期对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有所裨益。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吗？——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加快数字化建设并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经营业态受到了较大冲击。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从认知、组织和产品三个层面构建银行内部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数字化水平的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究其原因在于,在银行数字化初期,表外业务扩张抑制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而数字化转型引致的服务效率提升又促进了其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回升。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化转型正促进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和效率变革。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上市公司年报中关键词词频指标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基于微观企业特征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践行数字中国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强化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薄弱环节的融资支持;引导企业制定符合自身特征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加速推进新兴科技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有机融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