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双碳”背景下,通过金融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声誉,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机制,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纳入融资约束的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为绿色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以及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渠道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内部控制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企业ESG表现、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视角

文章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运用实证分析法检验企业ESG表现影响创新绩效的机理。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融资约束在这一影响机制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媒体关注在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直接影响路径及其融资约束中介效应机制中均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不同规模企业而言,中小企业ESG表现对其创新绩效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完善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对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简称《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指引》出台后,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显著降低.机制检验显示,《指引》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能发挥"波特效应".此外,政策引致的信贷约束效应与信息传递效应减少了重污染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与商业信用,导致技术创新水平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指引》对重污染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中表现的更明显;与弱融资约束企业相比,强融资约束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上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证据,对于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小微企业融资租赁交易的动因——来自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从税收和融资约束两个角度考察了小微企业融资租赁交易的动因.实证结果表明,国外经典的"税率差别理论"和节税动因均不能有效解释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租赁交易,小微企业采用融资租赁交易是为了缓解自身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小微企业融资租赁交易的影响以企业所处发展阶段、所在地区法治环境优劣为条件.本文提供了小微企业融资租赁交易动因的经验证据,并从丰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角度提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思路.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吗?——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和替代性融资.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差异,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大型重污染企业非流动性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小...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赏"与"罚"——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效应评估

绿色信贷政策肩负着撬动社会资本进入绿色发展领域和推动"两高一剩"企业绿色转型的双重目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以2005-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产生了"赏罚分明"的影响:"赏"表现为,非"两高一剩"企业如果与开启了绿色信贷业务的银行发生过业务关系,其长、短期债务融资规模和债务期限结构表现更优;"罚"表现为,在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后,"两高一剩"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规模和债务期限结构显著下降.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赏",但不同所有制的"两高一剩"企业在受"罚"时没有明显差异;地级市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工业污染强度越小,绿色信贷政策的"赏"越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绿色信贷政策的"罚"越小.提高绿色信息披露水平、明晰市场与政府权责边界和缓解信贷配置的所有制偏好,是提升绿色信贷政策效力的关键.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审计费用——基于会计稳健性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探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及其经济后果成为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重污染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越多，审计费用显著降低，融资约束在环境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企业会计稳健性在环境信息披露和融资约束中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文章从环境信息披露视角探究非财务指标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成果，对重污染行业加快绿色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税收优惠、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税收优惠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2）融资约束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融资约束下,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当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多策组合”的税收优惠体系赋能企业绿色发展。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2006～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且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新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影响渠道探究后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塑造企业绿色转型价值观、强化企业环境政策遵守以及制衡企业代理冲突,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雾霾污染程度、短期信贷融资能力与企业成长性

近年来,雾霾污染频频来袭,引致重污染企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影响其信贷融资能力及成长性.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377家重污染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雾霾污染程度、 短期信贷融资能力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与企业成长性显著负相关,即雾霾污染程度越重,重污染企业成长性越差;重污染企业短期信贷融资能力在雾霾污染程度与企业成长性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雾霾污染程度可以通过减弱重污染企业短期信贷融资能力进而降低其成长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完善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激励约束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税收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发展

选取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税收政策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与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政策对企业绿色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路径上,融资约束起到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税收政策对国有企业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强,且税收政策对执法刚性强地区的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基于中国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12年对中国境内2 700家企业的普查数据,分析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的出口倾向、出口强度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时,不仅会显著降低企业参与出口的可能性,还会显著降低企业产品出口销售比例。不同的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有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贷款申请程序复杂、利率太高带来的外部融资约束会显著降低企业产品出口销售比例;贷款规模和期限不足带来的外部融资约束会显著降低企业参与出口的可能性;抵押要求太高带来的外部融资约束既会显著降低企业参与出口的可能性,也会显著降低企业产品出口销售比例。     

绿色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规模最大且发展最成熟的组成部分,其激励约束机制能有效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3—2012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限制淘汰类企业则存在抑制效应。第二,激励效应源于鼓励类企业实现的技术进步,抑制效应则由于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技术退步。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既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的激励效应,也有效缓解对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抑制效应。第三,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内资企业中显著存在。重视研发投入的非国有内资企业能通过绿色信贷政策有效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内外融资条件、融资约束与企业绩效——来自京津冀地区企业调查的新证据*

基于独特的京津冀地区企业调查数据和克服内生性的结构方程模型，本文对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自身条件和外部市场环境均对融资约束有重要影响，且企业自身条件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强。总的融资约束指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在区分融资约束的不同维度后，本文发现，融资可得性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提升，融资频率增加却降低了企业绩效，而融资获得速度（等待时间）对企业绩效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无论是正规融资渠道，还是非正规融资渠道，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利用多种政策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改善企业的自身条件，是缓解融资约束的最有效办法。     

环境规制、短期失败容忍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绿色信贷政策实践的证据

已有文献大多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论断。本文基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践,发现当绿色信贷政策缺乏短期失败容忍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将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当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缺乏足够容忍时,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激励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反而导致了创新抑制效应,且政策短期失败容忍越低,对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抑制作用则越强。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专利保护执法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会对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不同影响机制的作用产生影响。由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不足,中国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挤出”效应和资源约束效应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研究结果表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条件。     

租赁融资会促进企业创新吗？

租赁作为企业融资方式一种,是否在企业的长期发展如企业创新中发挥一定作用?本文检验了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采用租赁融资前后创新水平的变化.研究发现,虽然企业整体创新水平下降,但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创新水平下降更多,而盈利水平较高与规模较大的企业,创新水平反而上升.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是虽然企业投资水平提高,但研发支出下降.这说明在企业面临更严重融资约束、更大短期绩效压力、更小规模时,租赁对企业短期融资的作用更突出,反之,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作用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