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错配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依然存在争论,其作用机制同样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收入差距存在着显著的正“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间资本错配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通过降低地区间资本错配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3)扩展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前沿技术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以及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以后,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

<正>本文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利用固定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城镇化两大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通过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加速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与增收渠道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的溢出、扩散效应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来源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提升,但无法推动资产性收入的提高.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纳农民实现稳定就业,提升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农民增收的涓滴效应,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来促进农民资产性收入.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重要体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05—2018年285个地级以及上城市的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值,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可靠。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缩小了中西部城市、南方城市、大中城市和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其他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第三,网络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互联网用户规模效应和数字普惠金融效应传导机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继续贯彻"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发挥示范城市的带头作用,通过增加互联网用户规模、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财政支农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推动农村农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以财政支农支出为代表的政府财政措施和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工具在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在东、中、西部地区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作用效果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在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经济、母职惩罚与性别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释放“性别红利”,对于家庭福利改善以及共同富裕实现都至关重要。通过构建测度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结合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从母职惩罚角度检验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缓解母职惩罚，帮助母亲群体增强工作的稳定性和便利性并促进她们的就业参与，从而提高女性收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浅谈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了介绍,并与其他金融服务方式进行了对比,凸显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优势,随后分析了农村应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必要性,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议方法。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共同富裕——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县域银行业竞争是否会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县域银行网点数据与CHFS农户数据匹配,经验分析了县域银行业竞争对农户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县域银行业竞争促进了农户绝对收入增长、缩小了农户相对收入差距。其机制在于,银行业竞争有助于提升农户金融可得性,通过资本流引导生产流促进农户创新创业;相比于高收入农户,中低收入农户能从银行业竞争中获益更多。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份额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县域银行业竞争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而根植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份额提升的作用则不明显;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和数字金融发展均能在银行业竞争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中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但是,银行业竞争难以弥补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体现了要进一步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金融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转变的紧迫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我国农民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且该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农民金融素养及传统金融支农水平在其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共同富裕的支持作用更明显。因此,应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加速农村数字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鼓励数字普惠金融与“三农”融合发展,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新动能。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共同富裕特征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门槛效应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特征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这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实现城乡和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正好为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注入新动能。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入手，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面板回归和门槛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对城乡融合发展程度提高具有较强影响；当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由弱变强，其对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门槛特征，且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基于多维视角的综合分析

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是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两大重要课题。本文尝试采用多维数据从国内与国外、宏观与微观、直接与间接等多个视角综合考察数字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首先从宏观层面的国内、国外两大视角出发检验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之后以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数字金融存在的拉大高收入群体间收入差距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并有以下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缩小了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但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间存在着潜在“U”型关系,创新是上述潜在“U”型关系的重要解释,这与以往研究显示的简单线性关系不同。第二,数字金融拉大了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这种扩大趋势在高收入国家中更加明显。第三,数字金融拉大了高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同时得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实证支持。整体来看,本文不仅为数字金融与收入差距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为如何通过数字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景,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基于CHFS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进共同富裕,其中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路径;第二,在偿债能力低、金融市场参与度低以及农村地区的家庭中,数字普惠金融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第三,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数字工具以及提高个体金融素养能够减轻“马太效应”,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质效,从而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厘清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与路径,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是消除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本文采用了2011年-2020年陕西省面板数据,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相结合,剖析前两者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概括地说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陕西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桥梁。为此,要加快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科学发展方向,加强数字金融的跨区域协同发展能力。     

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比较研究——基于13个城市的测算

通过对京津冀13个主要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发现,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金融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升的基础上差距进一步扩大,13个城市在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方面的差异大于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方面的差异,两种作用的叠加导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加大。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实现京津冀协同,应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机遇,促进金融资源溢出到河北;加大互联网普及,以数字普惠技术缩小京津冀差距;针对重点人群普及互联网知识,以大数据征信夯实金融普惠的基础;促进金融服务形式多元化,有效发挥保险的作用;建立"京津冀普惠金融基金"和"京津冀扶贫联合担保基金",三地联动撬动扶贫资金。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