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系研究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本文对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检验、相关性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二者具有正的相关关系。因此,在短期内想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来改善中美贸易失衡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减少对华出口管制,维护自由贸易才是美国最好的选择。     

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国际收支结构调整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因贸易收支巨额顺差而被迫日元升值,导致日本拥有的以美元表示的对外债权大幅度缩水,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衰退。进入21世纪初中国同样面临着国际收支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面对如此重压,中国政府仅仅一句口头上的政治承诺就能化险为夷吗?中国政府应认真吸取日本失败的教训,在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对国际收支结构进行有效调整,从根本上消除人民币升值压力。自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尤其是近两年多来,外汇储备更是突飞猛进,2…     

降低人民币利率,应对汇率升值压力

2003年以来，人民币一直有很大的升值压力。降低或稳定利率可以减少货币升值的压力。[编者按]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动态变化

本文把人民币升值压力细化为三种压力,即,外汇市场上的市场升值压力,来自外国政府的外部政治性升值压力和国内政策性升值压力。在进行以上分类的基础上,本文将探讨这三种升值压力的区别和内在联系,以及这三种压力的动态变化和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影响。     

贸易顺差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中国去年12月份贸易顺差创下9年单月新高，使中国政府面临更大的货币升值压力。据JP摩根(JP Morgan)的数据，12月中国贸易顺差达110亿美元，上升33％。2004年全年顺差达320亿美元，为1998年以来最高的全年顺差。     

外贸、外储反向异动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

<正>在美国以中国贸易顺差过大为由对人民币升值频频施压之际,中国却中断持续近六年的贸易顺差局面,3月出现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该数据或少量释放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贸易逆差只     

人民币升值能解决中美间贸易失衡问题吗?

中国目前已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国际很多学者认为是由于人民币低估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要求人民币升值.本文从导致中美间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出发,认为人民币升值不能够解决中美间的巨额贸易失衡问题.     

如何看待当前人民币升值——稳定人民币汇率降低升值预期

2010年世界经济有所复苏后，以美国为首的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又重提人民币升值，他们把贸易逆差归根为人民币币值低估，而2010年贸易顺差只占我国全年GDP的3％左右。从数据来看，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目标是一致的。     

当前须减少人民币升值预期

2006年开始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步入缓慢升值的上升通道，值得关注的是较去年升值步伐有所加快。3月5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8．0380：1，是继3月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突破8．04：1后又一高价。     

汇率的不确定性、投资区位选择与公司内贸易

本文通过建立投资国一受资国一国际市场的三国框架,分三种投资区位的国际生产模式,就汇率冲击对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和公司内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当区位成本优势不能抵消汇率不确定性导致的损失时,跨国企业将会调整投资区位决策,考虑撤资回母国;（2）当汇率相对波动幅度处于某一范围时,跨国企业具有较强烈的倾向将投资从原东道国转移到其引资竞争国;（3）汇率不确定性对出口价格的传导效应,具有不完全性特点。出口价格的汇率波动风险弹性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外部竞争度以及子公司组装成本占国际市场该产品价格的比重;（4）汇率波动风险对公司内贸易余额的传导程度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汇率风险程度的逐步加大,其对公司内贸易余额的影响作用渐强,逐步从弱弹性转化为较强弹性的传导。     

亚洲四国汇率风险与贸易--远期外汇市场的作用

本文基于对上世纪90年代至2005年的四个亚洲国家与美国间双边出口贸易数据的实证结果比较，采用VAR方法证明了存在一个成熟有效的远期外汇市场可以帮助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最后，引用泰国案例，实证说明为了确保远期外汇市场能够提供准确的汇率价格信号，政府不应过度干预该市场。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及投资中的汇率风险研究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建交20周年以来,两国的经贸往来与务实合作呈现出勃勃生机,双边贸易实现跨越式增长,项目投资实现飞跃式发展。但随着中乌经济的广泛开展,在积极开发双边贸易及投资潜力的同时,中乌双方又面临着美元汇率的风险。因此,本文在阐述了中乌双边贸易与投资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及投资中的汇率风险;最后提出了解决中乌双边贸易汇率风险的对策建议,认为积极应对美元汇率风险是推动中乌双边贸易及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国出口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来自中日贸易的证据

文章扩展了Yang（2007）的厂商定价模型,对汇率传递非对称性、特点和成立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对称传递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而现实中更常见的是非对称汇率传递。在一定条件下,商品需求弹性越大,越可能呈现出口国货币贬值传递率高而升值传递率低的特点。利用2000年1月至2011年12月我国出口日本的966种商品价格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向价格传递具有非对称性：（1）人民币升值时,日元价格上涨较少;而贬值时,价格下降较多。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在日本市场上面对的是一个强竞争结构。（2）若月度升值超过一定幅度（测算约为2.43%）,传递率又会有所上升,说明尽管日元价格易跌难涨,但在升值导致成本上涨较多、明显挤压利润时,厂商不得不适当提高日元售价。采用2000年至2018年9月日本从中国进口单位价值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类似结论。现阶段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我国出口企业是更为有利的。     

"广场协议"后的美元/日元汇率与美日双边贸易失衡

1985年"广场协议"的最主要目标是通过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特别是对日元的贬值来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然而,对1985-2006年美元/日元汇率、美日双边贸易差额等数据进行的分析说明,美元/日元汇率变动对美日双边贸易收支变动没有解释能力,美元对日元的贬值没有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同样不能解决当代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     

汇率安排与经济稳定探讨

频繁波动的汇率影响到各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稳定，并引发金融危机时有发生。通过深入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波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借鉴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的持续协调稳定发展。     

实际汇率与居民消费风险分担的动态关系——基于预期的视角

通过考虑居民预期行为的作用,实际汇率与居民消费风险分担的动态关系是一个附带预期的渐进调整过程。在利用东亚9个主要经济体的数据对该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1）东亚各国居民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较低,但是从2000年之后,居民消费风险分担程度在逐渐提高;（2）实际汇率变动基本上没有平滑东亚各国（地区）居民的消费变动;（3）持有静态预期行为的居民朝向长期消费风险分担均衡的调整程度较小,并且该调整速度较慢,同时持有理性预期行为的居民、持有适应性预期行为的居民背离长期消费风险分担均衡的调整程度较大,并且该调整速度较快,这是造成非完全消费风险分担均衡的重要原因。     

本币升值的通货紧缩效应:理论审视和对中国的检验

本文详细考察了麦金农所构造的"本币升值的通货紧缩效应"理论模型的作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检验了该理论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伴随着物价水平和贸易盈余的下降,这说明该理论机制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据此,本文认为,我国货币当局在制定汇率政策时,不必过于担心汇率升值对国内物价水平的紧缩影响,更不用因此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冲销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     

扩大内需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缓解——基于"外资主导型"经济下BS效应

基于纳入了融资约束的两部门OLG模型,本文研究了实施"外资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经济体面临的修正BS效应。通过分析发现,因为存在资本管制,长期真实汇率变动将由供给和需求同时决定,在一定条件下,需求较供给更能影响汇率变动。具体到中国这一同时存在高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国家,要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单方面的提升汇率和紧缩国内经济是不足取的,此时,采取一揽子的措施,通过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扩大内需才是上上之策。     

人民币均衡汇率、汇率错位与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78—2005年的数据，分别计算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和汇率错位程度，并运用两步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汇率错位与出口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