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来自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选择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该结论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通过多工具变量克服变量内生性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1367%;进一步的因素分解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平均贡献度为8.72%,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此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     

非制度因素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资金运作的影响——以K省地方政府对农村道路建设的财政补贴为例

通过对K省地级市和县（区）两级地方政府对农村修路项目财政补贴投放情况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资金运作受到多种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导致财政支农资金运作的非制度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资金非制度化运作的表面原因在于降低财政预算和支出的交易费用,深层次原因则在于财政民主理念和财政正义价值取向的缺乏以及财政决策程序的简单化。研究表明,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根本措施在于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与运作机制,减少和排除非制度因素的影响。     

论中国财政支农资金会计监督模式

农业客观上要求政府行使经济职能,以弥补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财政支农政策是政府介入的重要手段之一。结合实地调查研究,指出中国财政支农资金会计监督模式存在会计主体不合理、会计核算基础不科学、会计报告不完善等问题,对完善中国财政支农资金的会计监督制度体系产生影响。     

广西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

农业是广西的主导产业,而农民收入是其“三农”问题的核心。目前财政支农仍是广西支持农业、农村、农民的主要手段。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广西的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加,力度逐步加大,农民收入逐年增长,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增加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然而,广西财政支农收益效率不高,财政支农资金治理不佳,财政支农力度仍显薄弱。因此,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明确支农资金的配置、     

浅谈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整

公共财政支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对建立中国财政运行新模式的一个重要定位。现阶段中国财政支农应调整支农政策,着重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健康地发展。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财政支农对于增加中国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支农各项资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对中国1990—2010年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支出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有利因素,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于农民收入增加具有滞后性,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应当将有限的支农资金进行合理配置,以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户经济行为视角的财政农业投资:绩效、原因、对策

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表明财政农业投资绩效欠佳.原因主要在于财政对农业投入力度、结构、机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理性经济行为不协调.提高财政对农业的投资与农民理性经济行为的兼容性可以促使农民理性经济行为与政府支农目标趋同,提高财政支农绩效.     

国外财政支农发展状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是各国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支农政策。财政支农政策的变化和国家与农民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缩小了城乡差异,使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国外财政支农政策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指出其对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完善的几点启示。     

上海财政支农结构及政策优化评析——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理论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理论,对1990—2006年上海市的财政支农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上海市财政支农资金在现有财政支农项目中分配不甚合理、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未能实现最佳使用效益的结论;并提出了整合政府各条线支农资金、建立财政支农信息共享和决策互通机制、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和开展绩效后评价等对策建议。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较好弥补了现有文献利用回归分析研究财政支农结构存在主观经验因素过多的不足,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同时也为政府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提供了可量化的决策分析工具。     

财政支农项目评审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

在财政支农项目评审中,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评审专家之间、政府与农户(农业企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之间都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的事前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行为,包括造成劣货驱逐良货、不公平竞争、为腐败者提供"隐身衣",对政府信用产生不利影响、造成财政支农的越位和缺位;而信息的事后不对称则导致"道德风险",包括农户(农业企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事后违约、政府财政支农效率低下、行政监督和评估困难。根据财政支农项目评审中信息不对称的成因及其危害,应完善信用体系、规范信用秩序、消除信用约束;完善信息交流机制;实施公众参与减少政府效率损失;完善项目专家评审制度;完善项目的激励、约束机制,改进项目支持方式;提高财政监督的有效性。     

影响收入分配关系的五个问题与八点建议

基于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五个重要问题的分析,文章认为,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的症结不在于雇员薪酬比重、政府收入规模(宏观税负)、国有经济比重等带有总量特征的指标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而在于收入分配的结构存在较为显著的不合理,差距扩大,公正性不足,转移支付和直接税的再分配优化机制构建不到位、作用发挥不够,以及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缺乏有效的引导与约束,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对公共福利贡献较弱,等等。文章从政府与财政的职能定位出发,考虑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提出了八点完善收入分配关系的建议。     

试析社会保障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最为直接的仍然是收入问题,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化解农村居民所面临的来自于自然、社会、市场等等风险,缓解收入不确定性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继收入之后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前进经济的日益发展,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必将进一步彰显。     

城市各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行为特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形成,各个收入阶层又形成了各自的消费者行为特征。低收入阶层主要是下岗职工、失业人员、靠打零工或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较早退休或内定退休的集体企业职工、停产或半停产企业职工以及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中等收入阶层主要由政府公职人员、国有企业职工、科教文卫人员、个体经营者等组成。他们的收入基本稳定,在满足日常消费之外有一定的结余。高收入阶层主要是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演艺界和体育界的明星,律师、医生等。各个收入阶层的消费为国家的宏观消费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     

Equity,efficiency, and the structure of indirect taxation

Optimal tax formulae are derived and optimal tax rates calculated for the case where there are many consumers, an income tax is impossible and the government has to trade off efficienc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onsistent aggregation assumptions are used to permit the derivation of simple tax rules depending only on the behaviour of the average consumer and of a socially representative consumer. Calculations for the U.K. in 1972 show how subsidies and taxes vary with the government's revenue requirement and with the degree of egalitarianism in the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后金融危机阶段消费者行为变化研究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全球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促使消费者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采取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消费者消费行为变化进行对比发现:消费者在购买介入程度方面以高度介入为主,消费者购买行为相对危机前更加理性,同时消费者购买渠道多样化趋向明显.而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后金融危机阶段消费者收入的减少、人们消费观念的变革、政府政策的引导以及消费者个人心理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消费行为的变化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可以为企业和政府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Effects of income and social awareness on consumer WTP for social product attribut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nvironmental and animal welfare issu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production practices may have affected consumer attitudes and preferences toward differentiated product choice. Factors such as animal well-be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ion, and the use of antibiotics appear to be increasingly core consumer concerns. We link the aforementioned with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suggesting that the higher income consumers should be more altruistic in their consumptive behavior and test this by evaluating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these attributes in pork chops. We also test whether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onsumers translates into choice behavior. Data was obtained by choice experiment surveys and mixed logit estimation was used to estimate consumers' willingness-to-pay for the credence attributes. Results reveal that both, higher income and socially aware consumers are on average willing to pay higher premiums for the antibiotic-free attribute, but not for other two social attributes. Also, the group of higher income consumers is highly heterogeneous in their preferences, whereas socially aware consumers tend to be more homogeneous in their preferences.     

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变截距及变系数模型,利用控制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率等因素,对中国30个省市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支出决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则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就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内部保障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则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其影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其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加强地方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完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后金融危机时代奢侈消费的伦理思考

奢侈消费是指消费者的消费超出个人收入水平或财力状况,或者超过社会平均消费水平时的消费行为。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奢侈消费无疑是拉动内需、带动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实质上来看,奢侈消费会造成严重的浪费与挥霍,会使人们陷于物质享受的状态,最终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因此,在当今时代要限制奢侈消费,倡导适度消费,以适度消费引领当下的社会消费风尚。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采用2004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本文发现,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居民自身的社会信任水平。年龄越大、单身、有除工作外的其它收入来源、有宗教信仰、担任管理人员、职业变动越少、越乐观、对生活或工作的满意度越高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次,日常所讲语言不是其所在城市最通行语言、在出现经济困难时得到过街坊邻居、居委会或街道办的帮助、在本市居住的时间越长、在18岁之前就居住在本市、出生地在本省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第三,对政府、媒体、消费者协会的评价越高以及对工会组织评价越低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此外,居民的各种信任分布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我们的研究为建设诚信社会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信任发展视角: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个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稳定和谐的社区建设、政府治理的改善、媒体作用的发挥以及消费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成长。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