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基于五普数据,从不同角度比较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受教育状况,结论是(1)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口比例很低。(2)两性之间受教育程度以及文盲、半文盲率的差别是显著的,且保持了某种历史的连续性。(3)我国具有较大开发价值的老年人才资源达到百万之众。(4)越是年轻的老人,接受的教育越多。(5)城乡之间老年人口受教育水平发展的差距主要是女性老年人口差距所致。(6)汉族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少数民族。提出了三点建议。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不同省、市、自治区的跨省流动人口和分省户籍人口分布状况,以及分省迁入率和迁出率进行了估计。通过构造常住地-户籍地迁移矩阵,并计算相应的流出和流入人口在区域上的分布,通过对几个流入人口大省和流出人口大省的人口流入和流出状况进行分析,回答了他们是从哪来的,以及他们到哪里去了。同时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状况,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时间也进行了描述。最后还对迁移率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基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回报差异:对工资歧视的再考察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东南部十一个省份就业者基于户籍制度的收入差异。户口类型对于工资的影响可以被不同户口类型人群的教育回报差距所解释。不同户口类型人群间教育回报的差距随着教育年限的下降而显著扩大。这一结果支持了在解释基于户籍制度的工资歧视的合理性方面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我国城乡间义务教育水平的差距引起了基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回报差异,进而导致了基于户籍类型的工资歧视。     

城市外来人口的户籍身份与卫生服务利用——以昆明市官渡区为例

基于最新的研究动向与成果,按照区域分割和城乡分割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探讨外来农业人口、外来城市人口、本地农业人口和本地城市人口在卫生服务利用上的差异。城乡分割主要是"遗产性"的影响,表现为外来人口内部的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在流入地卫生服务利用上的差距;区域分割的影响显著,表现为两个外来人口群体与本地人口之间在获取城市卫生服务上的差距。外来农业人口受区域分割和城乡分割的双重影响,处于研究群体的最底层,使用私人诊所和在家接生的概率最大。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特点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在1990-2007年间的收入增长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同时,女性的收入水平在绝大部分年份显著低于男性;同时,老年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年轻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增速也都落后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更多民众,未来应更多地关注女性、老年人口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等弱势群体的收入增长.     

城镇化的双重失衡与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面临着双重失衡,即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的失衡和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分享城市福利的失衡。本文认为,由于城市中存在许多不依赖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在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大城市中即使是非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也高于小城市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剥离城市户籍福利含义的单一改革政策会造成外来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集中,最终导致大城市户籍控制加剧,使改革政策具有无效性。因此,应当改变单一地消除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居民享受城市福利失衡的改革政策取向,转而致力于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失衡。     

厦门市流动人口分布研究

以福建省典型外销城市——厦门市为研究对象,分析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受历史因素影响,户籍人口呈现岛内老城区聚集度高,岛外均衡分布的态势;流动人口分布则表现了沿主要入岛交通干道或岛外工业园区聚集的特征。确保工业区与人口居住区的环境隔离,提升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教育环境将对各区协同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基于回归方法的分析

本文利用山东省城镇家计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的角度考察了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就业行业、就业单位的性质以及个人职业和职务是影响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五个主要因素,其中居民受教育程度、就业单位性质的影响程度呈现增大的趋势,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个人就业的行业、个人职业及职务的影响呈现减小的态势.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逐渐拉大,一些制度性的不平等更加剧了城乡差距,其中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城乡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构建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缩小城乡差距、加大对农村"反哺"力度的有效途径.新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救助和农村教育扶持计划.加入农村教育扶持计划可以对政府的农村教育投入形成制度性的约束,以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我国非户籍迁移人口的结构与数量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流动的数量逐年增加,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流动人口的数量规模、内部结构和来源去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章利用1990年、2000年第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经济数据,通过自行汇总统计,对我国的非户籍迁移人口流向和原因作简要分析,并在对迁移人口与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规模过大的非户籍迁移人口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应对建议。     

收入差距、社会地位与户籍制度改革成效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来分析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分层、劳动者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影响。首先,使用基于递归分类算法的回归树模型表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导致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其次,分别使用主观法和客观法测量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表明：从工资总收入水平来看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呈减弱趋势;从社会地位来看,城乡差别的户籍歧视在减弱,但本地与外地差别的户籍歧视在加强。最后,提出在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通过大力推进教育机会均等化、教育质量普及化,全面提高各类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子女受教育机会,以及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逐步降低户籍潜在的福利差别,为全面消除户籍歧视奠定社会及经济基础。     

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与人口城镇化推进——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的实证分析

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府际关系格局下,上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往往通过下级政府逐级"加码"的方式来实现。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中关于人口城镇化率目标数据,从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两个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以及缩小二者差距目标三个角度,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在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逐级"加码"行为。具体表现为:(1)在省级政府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都显著高于中央政府目标。(2)地级市政府行为具有策略性,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低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高的"加码"幅度;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已经高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低的"加码"幅度。(3)不论是在省级政府层面还是在地级市政府层面,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都要显著高于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地方政府的这种"加码"行为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的政策目标,但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城镇化率崇拜"。     

谁占据了医疗资源--市场转型时期医疗资源分配研究

1978年后，中国社会结构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成分，改变了由权力占有及“再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伴随着中国市场转型，“谁得到了什么及为什么得到（who gets what and why）”尤为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关注。1998年医疗改革至2008年，究竟是谁在医疗资源占据上更有优势。根据上海地区“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成人问卷”的1200个样本，实证地验证了在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下，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时，人力资本对于医疗资源分配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户籍人口比农村户籍人口占据了更多的公共医疗资源。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与户籍相关，导致城市户籍的人口的医疗补贴高于农村户籍人口。人力资本在医疗资源分配中具有优势，受教育年限高的人相对地占据了更多的医疗资源，获得了更多的医疗补贴。     

城镇化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基于流动人口的视角

利用2016、2017年流动人口数据,从流动人口个人"农转非"承包地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农业户籍相较于非农户籍的成本及收益,并讨论了户籍农转非的预期净收益。研究表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差,但农业户籍人口相较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多的承包地,地级市层面的承包地转租收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如果将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之间的工资差异看作户籍转换的收益、将失去的承包地看作户籍转换的成本,户籍转换的流动人口个体预期将获得每年3200元的净收益。加快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助于户籍转换个体预期收入的增加,还有助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快经济的发展步伐。     

受教育水平、教育回报率与收入差距

人均收入的差距受人力资本差距影响,人力资本差距越大,人均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同时如果教育差距体现在高等教育水平上,则收入差距会拉开更大;若教育差距体现在初级教育水平上,则收入差距拉开会相对前一种情况要小一些。中国教育回报率的变化不同于国际上的一般趋势,更多地表现为教育程度越高、教育的边际回报也越高的趋势。教育水平,教育回报率与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要减小收入差距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缩小教育及其回报率的差距。     

贵州省遵义县、雷山县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

对雷山县、遵义县经济、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认为这两县在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简要分析了雷山县教育落后、发展水平低主要原因,提出要充分重视教育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作用。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中国收入分配与“人口红利陷阱”

文章从经济全球化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的各个层面入手,通过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探讨了贸易全球化、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金融深化、科技进步、教育水平等对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加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阶部门向高阶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过大。     

户籍特征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四种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根据对北京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上述四种户籍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逐次上升,而失业率则逐次下降。进一步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市场状态具有显著影响,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他各种户籍特征都不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随着近几年经济增长的逐渐放缓,城镇之间养老金收入差距状况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拉大造成的。老年人口的收入问题应该从收入分配的大格局中考虑,并探究影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收入分配效益的因素。从实际购买力方面考虑,人均GDP、养老金替代率的发展可以促进人均养老金的增长;从人口和就业方面考虑,过高的养老金可能会对就业产生巨大压力;从教育方面考虑,随着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于养老保险的意识逐渐增强,可以促进养老保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