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教育对农户收入与收入差距的影响:山西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山西省947个农户微观数据,针对男女劳动力的教育对农户收入和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测算。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平均来说,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多接受一年的教育能够使家庭收入分别提高14.1%和16.3%;不同收入组人群教育的边际收益亦不同,女性劳动力教育的边际收益在中高收入组高于低收入组,而男性劳动力教育的边际收益情况则相反,说明女性劳动力的教育回报差异是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房地产投资与教育、收入差距：兼论理性选择的非理性结果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城市官员特征数据,以2008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放松为外生冲击,采用出生队列双重差分模型及工具变量法,分析房地产投资扩张对教育决策、教育差距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地产投资扩张诱导了短视的教育选择行为,存在弃学诱发效应,这种效应使得农村内部教育代际教育流动性下降,城乡之间教育差距扩大。当房地产投资收缩时,教育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开始凸显。本研究对于认识房地产投资在教育和共同富裕方面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     

婚姻市场的教育分层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

在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女性的劳动力供给表现出"非理性"现象: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却不降反升.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和分层趋势,说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但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收益,在婚姻市场上也有收益.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导致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力市场的收益率下降,但只要这一投资行为在婚姻市场的收益率上升足以弥补这种损失,女性增加其人力资本投资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来自1559个农村家庭的证据

使用1 559个农村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建议在农村地区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提高地区人口质量,延续人口红利;另外,适当加大对农村地区贫困生资助的力度,以有效降低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的概率。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正处于有效复苏的状态。按照需求,不断提高数据的调查分析水平,根据金融知识的基本内容,投资经验标准,合理的判断家庭实际投资资产的选择标准影响水平。按照金融结构形式,合理的分析实际掌握的基础关系量范围,分析实际有效融入金融市场的方法和形式。按照家庭的实际风险投资规范标准,影响水平进行分析。文章针对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的选择进行分析,开展有效的系统研究,分析诸多相关因素,研究对金融投资的重要意义。     

家庭背景与教育资源分配：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根据李煜(2006)以及Zhou(1996)的研究分析了在教育模式变革过程中家庭背景对教育资源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并侧重研究城镇居民教育分层情况。在进行职业分层之后,文章实证研究显示,特别是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背景;管理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子女高中升学和大学升学有明显优势。     

产业集聚、动态外部性与专业市场发展——来自浙江省义乌市的证据

基于来自浙江省义乌市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集聚经济学的动态外部性理论,本文首次将产业集聚的动态外部性对专业市场发展的作用机制分为三种:专业化、多样化和竞争,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专业市场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核心的产业与市场的分工协作网络中,产业集聚的专业化经济对构筑专业市场核心竞争力、加快专业市场升级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的多样化效应对专业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也较为明显。但区域内的过度竞争却不利于专业市场的发展。     

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不平等——教育质量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在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个体从最大化个人效用出发,考虑地域间房屋租金和子女教育质量的差异,选择居住地的OGM模型。首先分析社会分层持续的条件和原因,进而分析教育质量的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对中国教育质量的不平等进行统计性描述,并估计了区域性教育质量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教育质量差异对收入差异影响显著,而教育年限差异的影响对非东部地区的收入差异是不显著的,而对东部地区是显著的．     

教育投资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研究

中等收入群体大多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较强的消费能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升级、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另一部分人也要富起来,并带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教育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借鉴和比较已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测算文献的基础上,使用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位数的75%～150%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测算了我国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测算结果的基础上,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教育投资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资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且互为格兰杰原因。因此,为扎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应充分发挥教育投资的作用。     

西式民主变革与收入分配不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1989-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发展中国家视角考察了西式民主变革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西式民主变革导致其收入不平等显著恶化。并且相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受到的挤压更加严重。在机制上,我们发现西式民主变革首先迫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农业转向制造业,收入不平等因此扩大,继而由于再分配政策偏向高收入群体、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恶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西式民主并非善治的代名词,开不出弥合贫富差距的药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体制时,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自身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等实际国情,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治理模式才是国家的长治策略。     

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基于现状与基本模型的框架分析

现代经济发展的大量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在农业现代化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是关系到劳动力素质提高,生活与就业条件改善,以及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主要从农村居民家庭的微观角度,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农村家庭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政策与措施。     

教育对地区内收入差距的贡献:来自上海微观数据的考察

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度量,教育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却研究不够.本文借助上海市1431户家庭的微观数据,估计了一个包含教育变量的收入决定函数,然后在基于回归分析的收入差距分解框架内,运用最新发展起来的夏普里值过程(Shapley Value Approach),分解出了教育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大小.通过比较发现,与地区间差距的情形不同,教育对于地区内收入差距而言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Income inequality and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from 2010 to 2018, we find that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causes parents to spend more on children’s education, both in school and out of school.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out-of-school expenditures is significant at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especially for study-related tutoring participation. Furthermore, we find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in response to rising inequality, mothers spend more time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re exists a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time and money.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wo potential reasons for the rising education spending: (1) a higher income inequality resulting from rising skill premium strengthens parents’ long-lasting cultural attitude towards education to higher levels, inducing them to spend more o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2) a higher income inequality increases the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leading to a stronger demand for better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then, more intense education competition, forcing parents to invest more in education.     

教育收益率、行业与工资的性别差异:基于西部三个城市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扩展的性别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对中国西部城市的性别行业进入差异和行业内部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分析了高等教育回报对行业选择和收入差异的影响。经验研究的基本结果包括:(1)在全部的性别工资差异上,由于男女的禀赋差异引起的可解释部分占差异的57.77%,歧视解释了总差异的42.24%,在歧视部分中,行业进入方面的对女性的歧视就占了1/3强的部分,行业内部的工资歧视占2/3左右;(2)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存在显著的行业进入方面的不利性别偏向,在行业选择方面,女性的高等教育回报率低于男性。在低收入行业中,女性高等教育和"高中/职高"层次的教育其回报率都显著的高于男性,高收入行业内部则相反;(3)在可解释的行业和工资性别差异中,教育解释了其中的5%左右,并且教育具有显著的缩小行业进入性别差异的作用。在高收入行业内部,高等教育显著缩小了男女工资差异,而在低收入行业内部,高等教育解释力较弱,而经验和健康状况对于这部分差异贡献率较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挤入”与“挤出”效应——来自中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根据中国1979-2009年的数据,对FDI与中国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在短期内,FDI对国内投资具有较强的挤入效应,国内投资对FDI也具有较强的挤入效应。     

危机冲击与家族企业海外投资——来自中国香港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在分析家族企业风险性决策时大多都是以社会情感财富这个单一的非经济目标作为决策依据,而忽略了经济目标在风险性决策模型中的重要性。文章针对这种单一决策目标的模型,基于企业经营的时间维度与目标类型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到社会情感财富与经济目标的家族企业决策框架。基于2001-2016年中国香港本地制造业公司数据,文章重点考察了2003年发生的局部跨域SARS危机与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家族企业海外资产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进行海外资产投资的动力往往更低。另外,不同的外部危机将对家族企业的海外资产投资产生显著的差异化影响。SARS危机冲击弱化了家族控制与海外投资的负向关系,即局部跨域危机来临时,家族企业为了持续发展将会加大其海外资产投资以获得潜在的风险性收益;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则强化了家族控制与海外投资之间的负向关系,即全球性金融危机来临时,家族企业为了生存将会缩小其海外资产投资规模。文章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虽然家族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局部跨域危机情境下的家族海外投资却显著改善了企业绩效,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海外投资则更加恶化了企业绩效。     

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以限制外资为动机的国际投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影响了跨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匹配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国际投资保护在总体上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效益,还降低了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②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的不利影响具有异质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的不利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因国际投资保护遭受的不利影响更大;③国际投资保护会通过削弱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技术溢出中获取的收益而产生间接不利影响;④母公司拥有更多海外背景高管和对东道国的文化输出分别是调节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负面影响的微观和宏观因素。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国际投资保护会危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因而应对国际投资保护是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公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与绩效的影响--广东高科技行业实证研究

根据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整体技术水平发展的关键阶段,政府的公共政策往往决定了该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因此,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探讨何种类型的公共政策有利于产业的全面提升,以及它们对各方的利益和长远发展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主题。本文提出了对政府公共政策进行分类编码的方法,并根据2003年至2011年间广东省高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数据和相关政策信息,对政府公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政策与市场结构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给予国有企业的市场优势地位会对该行业创新绩效带来负面影响。     

子女教育与农户消费：基于8省微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来自中国8省农户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子女教育对于农户消费的影响。经验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1．有在校子女的农户人均消费支出比没有在校子女的农户平均要低10％左右,并且在校子女越多,农户人均消费的下降的幅度越大;2．非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教育对农户的负担明显加重,有子女上大学的农户,比其他有在校子女但未在大学的农户人均消费水平还要低14％左右;3．越是贫困的组别,子女教育对于农户消费的影响越是强烈,在收入五等分组的最低组别,1个在校子女使得其人均消费降低15％左右,而在最为富裕的两个组别则对农户消费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