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行政、资源汲取与分利秩序——对萧公权语境中十九世纪国家与乡村的分析

清代的基层行政组织经历了从保甲和里甲并立到保甲取代里甲职能的变迁。这就意味着保甲承担协助收税的职能,也使之成为制度化资源汲取的重要一环。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形成了地方官僚负责,吏役下乡执行,保甲头人协助基层行政运行的逻辑。这种基层行政运行逻辑造成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过度汲取。同时19世纪绅士在整个社会,包括乡村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加重了国家对乡村资源的失衡性汲取。在这样的资源汲取过程中形成的分利秩序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削弱。     

清代中期的团练与乡村社会——以巴县为例

清代团练的运行实态,前人有研究虽多有涉及,但大都语焉不详。本文以《巴县档案》相关材料为基础,详细地考察了清中期白莲教起义以后,巴县乡村社会办理团练的运行实态,分析影响团练设置的因素、团费征集的渠道、团正的身份,考察团正在乡村社会所承担的职责。在此基础之上,对现有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质疑。     

权力、表达与民众反抗——以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为例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因乡镇保甲长滥用权力,侵害民众的生存利益,引发了民众与乡镇保甲长之间不同程度的冲突。在反抗乡镇保甲长不法行为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国家政权、士绅网络以及乡村伦理来向政治权力系统表达其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乡村权力恢复平衡态势。从根本上来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近代转型及其引发的张力,正是民众与保甲长不断冲突的深层根源。同时,民众反抗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权力扩张的限度与方式。在与乡村社会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呈现出波浪式扩张的图景。     

民国时期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制度与实践的脱节——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上,相继设立了区乡机构,建立了防“匪”组织,寓保甲于自治之中。通过这些举措。国家权力下移,原有政权架构改变。但是,湖南省醴陵县的个案显示。国民党政权下移是与农村社会的衰败紧密相联的,国家政权建设实际上走上了“内卷化”的道路。     

国家政权建设视域中基层政权角色的变迁与重构

基层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权角色直接影响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效。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政权扮演代理型政权角色,帮助国家政权管理基层社会的各类事务;改革开放之后,基层政权扮演经营型政权角色。基层政权的经营性行为不仅没有为基层民众谋取公共利益,而且攫取基层社会更多资源,恶化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基层政权从经营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变是改善国家政权建设成效的重要手段。优化基层政权公共权力、强化基层政权的财力、重塑党政机构设置及厘清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是构建服务型政权的现实选择。     

责任心、军事化与新名词——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研究

为了增强保甲组织效能、改造国民心理、增强民族自卫力量和培养保甲人员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意识,抗战前江苏省政府实施了乡镇保甲长训练,主要包括密集渗透的精神训练、以纪律控制为核心的军事训练和范围很广的知识训练。这些训练提高了保甲人员的素质,加速了国家政令的传达,促进了乡村社会中民族国家意识的生长,增强了国家对新乡绅阶层的吸纳能力。然而,由于训练标尺过高,政治实践中保甲组织的滥用造成了保甲人员的差役化,由此严重地制约着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成效。通过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个案研究,有助于理解民国时期国家整合乡村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推行得到了当地宗族组织的支持与配合。徽州宗族推行保甲的举措主要包括:(一)在族内实行门房支派、家户、家丁等不同层级的轮流承管制度,以分担保甲之役;(二)通过摊派或鼓励捐助等方式在族内设立保甲银等固定基金,对承充保甲之役人员实行津贴制,以确保保甲之役的顺利完成;(三)针对一些族人经商外地,难以及时承充保甲之役,在族内实行雇役制,商人则需承担相应的费用;(四)异姓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主要根据各自的人口、钱粮等实力因素,实行朋充或轮充制,以分担保甲之役。徽州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的合作,有较为细致明确的分工,灵活而富有弹性。由于保甲制的推行和保甲组织的运作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官方背景,因而,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保甲之间的良性互动,实质上是徽州族权与封建政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     

还权镇乡藏富基层

还权镇乡藏富基层镇乡是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国家政权的基座，江津市在年初确定工作重点时即把搞活镇乡经济作为推进全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经过几上几下反复酝酿，广泛征求意见，目前，一场理顺管理体制，规范条块职能...     

20世纪上半叶的农村合作化--以民国江西农村合作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1930-1940年代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当局着力推行的农村合作运动已经具有明显的合作化特征。农村合作化运动体现了江西省府推进合作事业的广度与力度，成为江西农村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体现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影响，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趋势和现代国家政府职能的显现。透过这一过程可以观察到国家政权的强制、社会互动的错位、合作互助初哀的背离。正是合作化导致了社会经济领域中国家-基层社会关系的扭曲和错位。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及其发展思路

农村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2017年,党中央提出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新思路,然而何以提出以及农村基层应该如何治理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勾画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的四个阶段,农村治理重心下移各有不同的侧重,从早期集权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政治动员,中期形式放权中的管控与支配,到当前分权中的合作与共治理念的转变,反映了因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需要调整基层治理方式,逐步从以政权建设维护政权稳定转向以社会治理维护政权稳定,垄断支配社会资源为基础的单一治理转向放权、包容为基础的合作治理,在多元主体参与的管理服务中促进认同、构建共识,共同应对基层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当前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对各级政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未来需要强化"社会治理统辖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理念,建设农村基层服务资源承接平台及管理服务统筹机构、强化基层治理能力,优化配置基层政府人财物资源、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放权基层、形成以"社会治理社会"的现代治理格局。     

构建城乡统筹基层党建新格局的思考——基于六安市结对共建工作的调研

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当前,各地以城乡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或结对帮扶活动为抓手,摸索出构建新格局的方法和路子,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可在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城乡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城乡党员动态管理、提升基层党组织活力和整合城乡党建工作资源等五个方面下功夫。     

村委会行为倾向考察与分析——以鲁东南夏村为例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职责的重心在于村庄自治性事务,服务于村庄、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是其核心功能.然而,个案考察显示,村委会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具有严重的选择性、自利性倾向,背离了自身职责与功能.其原因在于村民自治中决策、管理与监督环节民主建设滞后、村民自治物质基础薄弱、基层...     

征地制度伦理定位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文章指称的“征地”主要限定在土地权属的永久性变更,即国家利用公权力,为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并给与补偿的行为,也称国家征收。探讨征地制度的伦理定位是制度建设的思想基础,也是实践理性的边界。近年来我国征地问题上之所以矛盾频发越演越烈,一个重要因素是征地制度中的伦理定位偏差,催生了征地中的非理性和非合理化行为,直接挑战了主流良心、社会公理和国家目标。21世纪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期,必然对土地有较大的需求。因此,探讨征地的当代伦理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的征地伦理定位,是土地管理法制建设的理性基础。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对林业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力推动

福建、江西、云南3省纪检监察部门积极参与林改及深化配套改革工作,着力建章立制,规范林业行政行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有效地促进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在涉及林农切身利益的林木采伐指标分配、森林资源流转等方面"阳光作业、规范运作、手段先进、监督到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深化集体林权改革的突出成效在于基层林业的权力结构、权力机制、权力运行方式发生大的变化,真正把一系列权力赋予了农民,调动了林农耕山育林、发展林业、增收致富的积极性,也为从制度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创造了条件。     

从西方农民弱势地位谈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文章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应当对农业资本和技术重组带来的规律性问题加以防范,发挥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优势,增强基层政府的农业社会服务功能,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中实现乡村振兴。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特征,理解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偏离现象需要从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入手。本文研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遵循的主导行动逻辑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要表现。研究发现,不同层级间政府拥有差异化的贫困治理逻辑,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主要遵循政治逻辑,地市级地方政府主要遵循行政逻辑,而县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遵循治理逻辑,不同的贫困治理逻辑在实践中形成紧张关系甚至是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因此,解决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系统地弥合多层级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张力,形成责权利深度融合的贫困治理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贫困治理逻辑的支持,避免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逻辑的不当干预,以此形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的早日完成。     

政府在林业合作组织发展中角色定位的研究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创新,与政府衍生出复杂的关系。林业产业的特殊性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完成产生了对林业合作组织的特殊需要,而由于政府在干预林业合作组织的过成中角色定位不恰当,对林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造成潜在的危险性。借鉴西方国家在合作组织发展中角色定位的一般理论,提出我国政府对待林业合作组织应该采取“比较热情”的态度。政府能够准确实现其职能的关键在于对干预尺度和时间的把握。     

关于实施基层国土资源电子政务的思考

对电子政务在基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施中出现的"电子"与"政务"的角色错位、地理信息系统在国土资源电子政务中的应用模式、业务功能模块扩展、信息安全、人员培训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建立重视政务流程再造、加强地理信息系统在国土资源电子政务中的应用集成、加强信息安全体系建设、加强在电子政务平台上业务功能模块的开发、建立学习型政府、提高公务员素质等方面考虑,提出了国土资源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的对策及建议.     

组织关系视角下的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问题研究——以用水协会(WUA)的构建和发展为例

在农民合作组织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其进行控制和支持。当政府采用强控制时,支持措施以物质性资源提供为主,农民合作组织表现出强依赖性,在这种{强控制,强支持,强依赖}组织关系下,两类组织节约各自制度、交易及信息成本的行为引致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问题。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构建改变两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之表现为{弱控制,强支持,弱依赖},可选择的制度构建包括避免规定地方政府在构建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方面的绩效责任、支持措施侧重于组织知识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培训、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激励NGO等组织进行支持性投入和农民合作组织的自我发展。     

清代治蝗管理机制研究

清代的治蝗管理机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完备的:治蝗制度的完善、治蝗组织体系的健全、治蝗人员的积极协调,在治蝗管理上体现了由下而上层层负责的思想。清代的管理机制在清前期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后期,社会动荡,法令法规如一纸空文,治蝗管理机制失去发挥作用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