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业活动驱动机制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利用fsQCA方法,以22个经济体为样本分析个体、制度环境以及文化层面的5个条件联动匹配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机会感知、失败恐惧感、制度环境以及人文导向文化维度无法单独构成高或者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第二,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路径有3种：高人文导向下的环境—能力型、低人文导向下的环境拉动型与环境推拉型。第三,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有两种：低人文导向及拉动型制度环境缺失条件下,与其它要素联动匹配;高人文导向文化、低机会感知以及低失败恐惧感条件下,与不同类型制度环境联动匹配。第四,社会创业活跃度影响路径具有非对称性。     

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驱动因素组态效应研究

学术创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影响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多重因素及因果路径。结果表明,个体较高的认知柔性是产生协同的必要条件,实现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路径有3条,即认知柔性、政府支持和高校支持的联动匹配,认知柔性、团队异质性和政府支持的联动匹配,以及认知柔性、政府支持和家庭支持的联动匹配。其中,第一条路径更能有效提升角色协同程度,当政府、高校组织和自身条件有效组合与匹配时,能够显著形成耦合效应。不同路径涉及的要素既发挥协同作用,也产生替代作用,当认知柔性和政府支持力度较高时,只要家庭支持强有力,或者建立异质性创业团队,或者高校各项组织制度较为完善,均可实现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导致非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的路径有两条,且与高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关系。结论有助于揭示驱动学术创业者角色协同各因素间的组态关系,为学术创业政策设计提供启示。     

制度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如何驱动不同模式创业

创新创业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组态视角，整合管制、认知和规范3个制度环境层面前因条件，以及能力感知、机会识别和失败恐惧3个创业认知层面前因条件，以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中的5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影响不同创业模式的多重并发条件与因果复杂机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创业模式差异及创业模式演化路径。研究发现：第一，生存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制度环境缺失的能力驱动型模式、规范制度主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和制度环境缺失的风险承担型模式3种。第二，机会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规范制度缺失的创业认知型模式、规范制度引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认知制度支持的创业认知型模式和管制制度保障的能力机会型模式4种。其中，机会识别是驱动机会型创业的关键条件，管制、认知和规范三维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推动高机会识别群体选择机会型创业。第三，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以生存型创业为主，部分国家推动机会型创业；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同时发展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创新驱动型经济体高度重视机会型创业。在此基础上，构建路径选择—模式演化—经济体转型研究框架，为推动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演化进而向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创业环境如何影响科技人员创业活跃度——基于中国27个省市的fsQCA分析

为探究创业环境对科技人员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以中国内地27个省市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市场环境、政策服务环境、融资环境和创业文化４个维度,选取有代表性的８个变量,通过整体视角探究影响科技人员创业活跃度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结果表明,存在４条提升科技人员创业活跃度的有效路径,即资本驱动路径、服务＋文化双驱动路径、政策服务驱动路径和服务＋资本双驱动路径;R&D项目数、金融业总产值占GDP比重、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私营企业占比是提高科技人员创业活跃度的核心条件,R&D项目数、孵化器个数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提高科技人员创业活跃度的３个充分条件。结论不仅可为提升不同地区科技人员创业活跃度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为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

“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与非制度是兼容的,而“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可能与非正式制度并不兼容,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反之则反是,正式制度和非式制度由于各自在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可能造成两者不能兼容。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企业社会责任自律与型构:非正式制度的嵌入

非正式制度是被忽略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变量,在对企业社会责任、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做一般性阐释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需要非正式制度的嵌入,并分析非正式制度嵌入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正式制度有效性、节约交易费用、指引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激励企业家行为、凝聚利益相关者,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应涉入其中。中国文化传统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需要他律,更需要自律。非正式制度嵌入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自律与型构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塑造道德自律、形成企业家群体共享的责任价值观和信仰、充分发挥第三方组织与舆论的他律作用、发展低碳经营模式、塑造企业社会责任文化。     

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

制度成本是人类社会对于正式制度的所有资源投入。作为完整制度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产生着重要影响。包括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文化习俗在内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对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以及人本身的影响等三种方式对制度成本产生作用,这种作用具有双重性质,即可能增加或者减少制度成本。要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和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制度绩效,适当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     

二元技术能力、制度环境与创业绩效

社会技术能力是共享经济下企业适应动态环境的一种有效策略，具有挣脱自身资源束缚，赢得外部支撑力的作用。明确提出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是导致企业创业绩效差异的关键，并根据权变理论提出制度环境（正式制度约束与非正式制度约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而通过层次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①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均能促进创业绩效提升；②正式制度约束能够有效促进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非正式制度约束会减弱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但会增强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要素协同驱动电商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组态路径研究

随着电商平台数字技术进步,平台数字功能应用成为互补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基于TOE分析框架,以334家电商平台互补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数据支持功能应用、社群支持功能应用、资源拼凑、场景化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导向6个因素对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是多个前因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影响互补企业高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存在技术驱动政策支撑型、技术驱动不确定性催化型、数据驱动创新型、社群—资源协同型和全维度要素协同型5种类型;互补企业非高创业绩效存在两条组态路径,且与高创业绩效驱动路径具有因果非对称性。结论可深化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解,并为电商平台互补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构成与特征

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就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它由市场、专利、政府支持技术创新的政策、R&D的企业内部化等多种制度构成 ,具有复杂性、层次性、关联性、演进性、特殊性和趋同性等特征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环境管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

经济增长中有两种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通过法律规定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非正式制度通过意识形态、道德潜规则等发挥作用.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环境管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以不同的形式,对污染治理起到了积极的管制作用.我国环境管理亟需建立正式管理制度与非正式管理制度共同作用的制度体系.     

服务型政府建构中的制度均衡

在管制型政府形态的制度供给模式下，由于不能满足市场和社会主体对制度的需求，出现制度实际供给与需求意愿不一致的制度失衡。通过实现从管制型制度向服务型制度变迁，达到制度均衡，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机制。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均衡路径有三种：价值观念对公民权的重视、服务型制度本身的均衡以及服务型制度与管制型制度的均衡。     

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从我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投资贡献、资源环境状况和防范"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有深刻的现实根源。创新驱动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及技术创新。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推动创新驱动型增长,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保护知识产权及重视教育和人才制度等。     

非正式制度视角下的企业环境管理研究

企业进行环境管理需要制度的保障与支持,制度可以为企业环境管理指明方向,提供集体行动的逻辑。但由于制度中的正式制度只能约束行为选择总体中的小部分,企业行为选择总体中的大部分需由非正式制度进行约束,因此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企业环境管理问题尤为重要。文章阐述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管理的重要作用,分析企业环境管理中非正式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对于提高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增强企业环境管理效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变迁、逻辑与策略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新中国区域财税治理历经七十余年的变革与发展,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其财税政策创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本文从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基本理论出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释析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建立、发展、完善、创新的变迁过程和扶持型、倾斜型、建设型、创新型的演进路径,厘清央地财政关系、强化预算管理改革、规范税费法律制度的内容取向和协调性、渐进性、连续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区域共同体、府际关系、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动力机制;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关系视角,提出了强化"财权适度"、规范"精准定位"和明确"效能政府"等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总体策略。     

制约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研究

我国城市化进程只完成了农民入城,而没有完成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文章正是从这一背景出发,从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来研究制约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其中,正式制度包括城乡"二元体制"、福利制度、分配制度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非正式组织包括地方政府的片面认识及政绩观、农民工落后的思想观念与生活准则、市民的认可度等。     

浅议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

充分发挥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功能,必须进行激励制度创新.在整体思路上,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在具体路径选择上,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建立健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和合理配置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实施机制.     

我国信用机制建设的路径选择--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在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剖析了信用的制度内涵,分析了信用制度的基本功能以及信用制度的演进和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信用机制建设的路径选择在于推进以政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正式规则变迁、加快以社会道德提升和重塑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演进以及强化制度实施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