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以义务教育为例

已有文献表明,社会信任对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近年来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以往解释不同,我们首次尝试从公共资源的匮乏及对其争夺的角度来解释此现象。以义务教育为例,我们使用2003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加剧,且对于争夺中处于较弱势地位的群体来说这种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表明,提高公共资源的供给水平,完善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以解决教育难等民生问题,是提升我国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特别是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单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使得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困境”.既存的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在个体的层面上探讨,本文则运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主观”数据与相关地方财政收支的“客观”数据,在多层次上探讨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我们的发现与既有文献基本一致,即城市居民、高收入群体、人际信任度更高、互联网使用更为频繁的公众会更加不信任政治机构,而自由民主价值观较弱的负作用与传统社会价值观较强的正效应并存于大陆公众之中.在跨省层次上,我们发现地方财政的再分配支出加强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而发展性支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的政治信任度.这一发现表明,经济发展本身非但不足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甚至构成其“合法性困境”的来源之一;国家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再分配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政治公共物品”以提高公众政治信任.     

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

学术界对政治信任来源的解释一直存在着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路径。文章试图将其整合进一个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的中观理论分析框架中。文章认为,是否强调传统价值或现代化条件下的自由民主或后物质主义价值,是影响个人对政治体制和机构产生信任的基础性条件。这种基础性条件是由宏观社会文化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塑造的。而对制度和机构的绩效评价,则是根据微观的个人、经济、社会、政治信息作出的。具有价值倾向的个人对各类政治信息进行加工、优先排序与调试,形成了对政治体制和机构的信任。文章在横向上区分特定性与弥散性的政治信任,并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第一波和第三波数据,对理论假设加以检验。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互动与修正政治信任模型的假设。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表现为在受价值观倾向、人际信任等宏观文化主义因素影响的背景下,对微观上接收到的信任对象(体制和机构)的"制度主义"特征如绩效、透明度、廉洁作出的回应与修正。     

信任与员工绩效的关系研究——以ZS公司为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信任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任的不同维度对员工绩效的影响.利用335份调查问卷的结果,采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就信任的两个维度对员工绩效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通过对信任的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的对比分析发现,情感信任对员工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认知信任对员工的绩效产生负向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具体的管理建议,以增强情感信任,提升员工绩效.     

国家认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作为政治信任研究的主导路径,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皆因未能把握回归后香港政治的特殊语境而遮蔽了国家认同、民主观念对香港居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2001、2007、2012年的三波调查数据,文章构建了香港居民政治信任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表现为本土意识崛起和对内地民众排斥倾向加剧的"弱国家认同"、不断强化的"程序型民主观"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香港民主状况的负面评价,既直接削弱了受访者的政治信任,又通过调节与修正受访者对经济社会治理状况和政府质量的主观评价进一步降低了政治信任水平。而纳入了国家认同、民主观念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对回归后香港居民政治信任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信任研究提出了挑战。     

心理所有权、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研究——以外企员工为例

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方法,从三家外企中收集到150份有效数据,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来验证外企员工这一特殊群体中心理所有权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是:外企员工心理所有权对组织公民行为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心理所有权与组织信任、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组织信任及其各个维度(企业信任、领导信任、同事信任)在心理所有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外部性的经济分析——以信任关系为例

以往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均指出社会资本具有正面的效应,但对这种效应是怎样取得的并无共识.我们尝试建立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说明社会资本-信任如何产生正的外部性,亦即产生超出个体理性计算之外的利益.我们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多人互动的环境中,能否达到彼此合作或彼此信任,虽然会受到欺骗者所遭到的惩罚与欺骗利益多少的影响,但主要受到所处环境中具有社会资本者人数比例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社会资本具有正的网络外部性,信任者人数越多,信任者所享受到的利益越大.     

政治关系、信任担保与独立审计需求——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以信任关系构建为出发点,阐述了企业政治关系对外部独立审计的替代效应,然后给出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2003—2008年的证据。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无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没有高质量审计需求,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审计质量更低;作为审计风险的应对,审计师则对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企业收取了风险溢价。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关系是中国资本市场独立审计的一种替代机制,外部独立审计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有待于法律法规等市场配套措施的建设及其完善。     

精益物流中供应链信任机制的构建——以丰田公司为例

精益物流能够成功地实施,不仅取决于核心企业本身管理水平,还依赖于对其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协调与控制,而节点企业都有各自利益主体,存在利益冲突,要与核心企业能够协调一致,基本条件之一是核心企业和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要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机制。     

信任危机下的消费者信任提升策略研究——以乳品行业为例

近年来,危机的频发导致了国内很多行业出现消费信任危机,使得政府、企业及行业相关组织都在积极寻求有效的信任提升措施。本文以乳品行业为例,基于北京市消费者调研的数据,在消费者对乳品信任偏低的情况下,探究了如何通过企业和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来提升消费者的信任,研究显示:企业采取展示策略、外部主体(政府、专业机构、媒介等)采取约束策略能有效地提升信任,外部主体(政府、专业机构、媒介等)的约束策略效果更佳。     

信任文化群体差异现象的实证分析——以广西为例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代信任理论认为,信任文化对于一个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进步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各类群体之间的信任文化是否存在差异呢？通过对广西实证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性别、民族类别、宗教信仰和政治面貌的群体其信任文化不存在差异,这与波兰著名的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别之处,由此我们有必要探索中国的信任文化是受哪些因素影响的。     

网络购物的信任问题分析——以仰恩大学学生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需求迅速攀升.C2C电子商务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受到人们的喜爱,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影响C2C电子商务发展的突出问题为信任问题,通过对仰恩大学学生的调查访问分析,探讨C2C电子商务中影响消费者信任的因素,寻找增进消费者信任的方法和途径.     

公民社会: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

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实现国家民主治理、民主政治发展、社会政治稳定以及参与式民主,为宪政和法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以新加坡公民社会为研究对象,介绍新加坡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透过新加坡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在新加坡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总结公民社会在政治民主化中的价值,得出公民社会是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这一结论。     

心理契约破裂、领导信任与员工知识分享——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调节

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系统性探讨心理契约破裂作用于员工知识分享的内在机理和情境机制。基于219名员工的有效调查问卷数据,结果发现:心理契约破裂对员工知识分享存在显著负向影响;领导信任在心理契约破裂与员工知识分享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但随着员工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提高,领导信任的中介作用减弱;随着员工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提高,领导信任对员工知识分享的正向影响减弱。     

家族企业信任困境溯源：以力帆和国美为例

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信任问题是困扰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难题之一,这一难题在工业化后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不复存在。本文通过“力帆经理人背叛”和“国美控制权之争”两桩案例,揭示雇主与职业经理人信任缺失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受“家文化”主宰不相信外人;另一方面,频繁发生的职业经理人背叛行为,强化了企业主对经理人的戒备心理。此外,不愿曝露企业的制度秘密,也妨碍企业主对经理人的接纳。     

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的人身信任关系——以李庄案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2009年的李庄案轰动一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广泛的学理讨论。信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却出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李庄案正是这一危机的缩影。本文以李庄案为契机,以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为依托,采用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辩护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人身信任关系进行解读。并在当前信任危机普遍存在的现状之下,提出信任危机如何发生,并希冀以此为起点引起学界对辩护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人身信任关系的关注和重视。     

法学与政治——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和政治——以下塘村修祠为例

无论是国家的进入或退出,抑或是宗族的复兴或消亡,在理解乡村政治的过程中,作者强调以乡村日常生活为分析起点,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还原事件中的权力真相.作者还认为,乡村政治就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乡村政治既是精英政治,更是生活的政治,是实践中的政治;了解农村政治必须要有充分的"现场"意识,进行更多"深度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