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我国产业政策取向的转换路径——产业政策边际效应的“U型”演进假说

该文在梳理国际产业政策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提出了后起国家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产业政策边际效应的"U型"演进假说,并论述了产业政策在转型期边际效应走向衰微的逻辑必然性和走向产业政策制度陷阱的可能性。在此理论导引下,结合转型期我国产业政策演进的阶段特征,提出了近期和中远期我国产业政策取向的总体转换路径。     

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30多年来的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现行模式被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成功的,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转轨国家到市场化国家的进程在加快,"北京共识"模式在变化了的大趋势下需要创新,需要学习发达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但从"北京共识"到发达经济体的模式需要一个符合循序渐进的制度转换,"后华盛顿共识"的可持续、协调、创新、民生化等发展理念可成为未来中国通向发达国家过渡期的选择。     

后发国家赶超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

后发国家在某些产业克服"后发困境"、成功赶超发达国家领先者的情况,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围绕赶超理论及其实践这一主题,从企业赶超战略、产业赶超与机会窗口、赶超实践等方面回顾了国内外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结论。最后,得出对中国制定产业赶超战略的政策启示:行业萧条期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实现逆势赶超的重要时机;后来者国家和企业追赶多利用产业技术创新的不连续性的"技术窗口"实施弯道超车战略,确立了国际性的领先地位;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创造关键产业发展的"需求窗口";聚焦若干产业的核心环节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利用"制度窗口"力争在产业上下游的重要环节与发达国家科技形成分庭抗礼。     

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与出口品范围广化

本文基于50国出口数据测算了各国金属制品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系数,进而运用双重门槛效应模型对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的产品范围广化效应进行非线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是各国发展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发达国家的赶超力度并不亚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以低于"比较优势零点"的形式演进,并不利于出口品的范围广化.而采取适度逆比较优势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策略能促进一国的出口产品范围广化.相同的赶超幅度下,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广化收益往往会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目前的赶超行为对金属制品的范围广化效应并不明显,仍需适当加大赶超力度.     

国有企业治理主体的界定:从理论到实践

公司治理主体是与公司所有权相联系的一种客观存在,是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运行的基础.根据波特的五种竞争力模型和德鲁克的企业目标理论,我们能够得出结论:1＜公司治理主体W＜利益相关者的集合U.从西方国有企业治理主体安排的实践来看,国企治理主体的安排并没有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治理主体的安排必须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和使命,包括国家、经营者、员工和全体公民在内的所有者共同治理是其现实选择.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的统计核算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统计核算模式:MPS模式和SNA模式.尽管目前中国采用了SNA模式,放弃了MPS模式,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制度安排?理论界并没有相关说明.本文引入制度分析方法,从规范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分析结论是:MPS在制度费用、外部利润、激励机制等方面较SNA存在制度性不足,这是其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舞台上退出的内在经济机理.进一步,本文推论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改革将要选择的方向.     

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该文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最大化,因而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其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乃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逻辑的自然延伸.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用增长核算法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进行分解。实证结果显示,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体现出较为显著的赶超特征,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已经构成推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说明新兴经济体增长是可以持续的。     

自然资源丰裕、环境管制失效与生态“诅咒”

文章对"资源诅咒性"的概念进行拓展,重点研究了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的"诅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中国省际层面来看这种"诅咒"效应确实存在,而且制度的弱化加剧了这种"诅咒"的程度.具体表现为环境管制政策的失效、资源价格机制的扭曲、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以及资源主导型经济体环境保护的意识和投入力度落后于其他非资源主导型经济体等.从长期来看,解除这种"诅咒"效应的根本在于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资源与环境管制上的制度创新.     

“赶超共识”模式中的事实选择和博弈分析——与瞿宛文教授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瞿宛文（2009）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赶超共识监督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模式——以汽车产业为例》（以下简称《赶超》）中，将中国汽车，特别是轿车产业的政策表述为“有赖于各方对追求中国长期发展具有高度共识，赶超西方各国成为检验政策成效的有效标准”的“赶超共识模式”，并进一步提出在此模式下“中央成为竞争平台，各方博弈在赶超共识下，     

美国的新式产业政策:诠释与启示

传统产业政策主要基于两种理论依据,一是市场失灵理论,二是赶超理论。市场失灵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种种不完善之处,如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它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因而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干预。赶超理论则从后发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引进技术、规模经济等方面存在的“后发优势”出发,主张通过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转换,以实现快速追赶的目标。20世纪末以来,随着人们对市场失灵的认识逐步深化,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得到了拓展。     

中国产业政策为何选择非均衡与直接干预的模式——基于战国末期经济史的考察与分析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产业政策体系学自二战后的日本。但事实上,中国的产业政策虽然与日本一样具有"非均衡"特征,但选择了与日本截然相反的"直接干预"模式。一国产业政策的制度形成与其经济史及其路径依赖效应密切相关。中国产业政策的历史溯源分析发现:非均衡与直接干预的产业政策模式形成于战国末期的秦国,对后世中国的经济政策模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还表明,在非均衡的"重农抑商"产业政策作用下,古代商业经济受到政府的严格规制,产业结构因而在政府直接干预下长久保持"一、二、三"形态,而工业的产业组织则以一定程度的"官进民退(国有化)"与行政垄断为特征。结合产业经济学和经济史维度的考察与思想提炼,为当前迫在眉睫的产业政策调整与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思想参考。     

制度环境、吸收能力与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检验

现有研究关于新兴经济体OFDI是否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且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和制度发展存在"非均衡推进"特征,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为例,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包括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和吸收能力(包括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对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且在各区域制度环境和异质吸收能力影响下呈现出地区差异,积极而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在东部地区,而非西部地区;(2)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是新兴经济体能否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且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在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条件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边际效应趋于平缓.因此,新兴经济体应鼓励技术寻求型OFDI,优化OFDI区域空间布局;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母国自身的制度环境质量;提高对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异质吸收能力,从而促进新兴经济体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     

用思想守护民族——读《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正是"输不起"的紧迫感,催促着我们开启了世界上罕见的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长时间的"强行军"。赶超战略的有效推进,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坚定了我们对民族复兴前景的信心,也进一步确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大转型时代需要具备战略思维的优秀思想家,这是一个需要并可能造就"文化英雄"的时代。     

中国与印度汇率制度改革比较研究

在发达经济体遭遇债务和高失业困扰、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经济依然呈现较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得到提升;但这些后起之秀在金融等软实力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弱。本文回顾了中国和印度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并结合具体数据与重大事件对两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进行多维度的对比,以期为中国汇率制度的安排提供参考与借鉴。     

论“中国模式”的内涵、成本与修正

“中国模式”是近几年的热点问题,至今仍无定论.本文在总结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与逻辑界定,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把“中国模式”界定为一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赶超模式,其内涵包括有限市场经济、非均衡赶超与比较优势战略.“中国模式”也有成本,包括政府主导下的体制性问题、长期“非均衡”积累的复杂矛盾,以及比较优势的逐步弱化.面对“中国模式”的困境,需要对“中国模式”进行修正,实现从“赶超模式”向“发展模式”的转变.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考察

本文基于产业政策的视角沿着两条路径论述了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一条是理论上的思想脉络,一条是现实中的约束条件,并在这两条思路的基础上进行了模型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否尽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既受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也受该国自身约束条件的影响.只有将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和正确的约束条件识别相互结合,才能使政府的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达到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条件不同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相比要发挥不同的作用,特别是在产业政策方面.     

人力资本、就业安排与企业内科层结构特征

近年来,国内关于企业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作为与价格机制相区别的科层组织的一般特征,而较少注意到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各种具体形式及其相关特征.本文试从就业制度安排这一视角出发,借鉴现代人力资本的分析方法来解析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多样性的机理,最终阐明员工人力资本的特性是决定这种多样性的重要因素.     

供给侧政策功能研究——从产业政策看政府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产业政策为重点,深入研究政府供给侧政策的基本理论思路。供给侧政策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讨论政府实行经济政策须区分理论与实务。两者具有不同的逻辑:前者注重抽象思维逻辑,后者倾向于具象思维逻辑。在漫长的经济发展史上,政府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市场经济是一种需要有治理结构安排的制度。认识和研究政策干预的可行边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现实世界中的政府经济政策面临多方面的协调和适应性问题。实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和完善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产业政策必须充分体现竞争友好精神,即在实施产业政策中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尊重竞争参与权利,坚持竞争优先原则。     

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面临的主要矛盾

1·渐进式改革与赶超式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虽然强制性制度变迁解决了制度供给不足和消除外部性搭便车行为,但却由于没有遵循一致赞成和成本收益原则,因而制度安排的成本很高。在赶超式资本市场制度安排下,中国资本市场迅速得以建立,实现了传统信用条件下银行主导融资制度向现